我的父亲陶通在世时，世人常称“陶万能”，因他有多方面的爱好。其经常兴致盎然地摆弄几种机械类钟表更是他一生的嗜好。
　　1956年,父亲被上级从朔县师范教导主任的岗位上调到北关中学,参加了朔县一中的筹建工作。期间,他屡次去设在大同市的雁北专署开会或出差。有一次，他拿回一个用两层报纸包装的方正严实的东西,我好奇地打开后,露出一个见方约16公分，厚度约4公分，中间有序叠加着好多齿轮扣齿轮的黄色物件。母亲在娘家见过这样的小机器，因而不太喜欢地说:“连个表罩也没有,买这种东西做啥哩！”父亲却很自信地说:“这是我花五元钱从大同旧货市场买来的旧座钟,很便宜啊!我有空会把它装配好的。”随后,重新包装起来,搁置于他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此事。
　　1957年秋，我在北完小读小学。习惯于下午放学后去父亲的办公室或玩,或读一些父亲给我准备的小学生读物。有一次看到办公桌的左端多放了一台装满整齐书籍的浅绿色书架，书架上方的窗台正中央摆放着一台“嘀哒、嘀哒……”作响且有回音的座钟。我喜出望外地注视这台父亲亲手装配的座钟。座钟的外罩是一个浅绿色的长方体木盒,高约33公分，长约23公分，宽约10公分。紧贴木盒顶部的前边缘处,用胶水粘立着一块三合板做的浅绿色的正三角形,其中央镶嵌着一枚红彤彤的小五角星,木盒前面装有一扇浅绿色框架的玻璃门。座钟的表盘是用白色的硬纸板做成的。表盘中轴上安装的秒针涂成红色，时针和分针涂成黑色,都是用薄铁皮剪出来的。1——12点的数字是用毛笔写到表盘圆周上的黑色字体。就在表罩内部前右下角处，站立着一位高约8公分的陶瓷老寿星，右臂微微抬起,一根细米丝把其右手和管打钟的某个齿轮紧紧连在一起,每到打点时，老寿星的身体就在齿轮的带动下转半个圆。从1点到12点可转动12次，每打半点也转一次。老寿星身穿红白相间的长袍，银须飘然，神采奕奕，栩栩如生,酷似后来电视剧《西游记》中走出来的神仙“太白金星”。这也是父亲仅用几毛钱从大同古玩店中挑选出来的装饰品。有这种配件的钟表,看似简单,但在当时县城的钟表行里却绝无仅有，可谓是独出心裁之作。从此，父亲这间大约20平方米的办公室，在新书架、座钟及座钟两侧对称放置的两盆红玫瑰的映衬下，格外温馨雅致。凡来过办公室的师生或客人，都以钦羡的目光观看着老寿星的转动，聆听着清脆的钟声。
　　也许座钟的诞生迎来了父亲的好运,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早在1937年7月，父亲就考入清华大学机电系，后因卢沟桥事变，避难于北平的“山西会馆”。1938年7月离京返乡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组织了八路军西山抗日根据地“战前动员会”。1946年6月 曾秘密绘制了朔县城内标有街道和守军要害部门的地图，提供给攻城的解放军,为县城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此事文革后期有关领导作过证实)。
　　后来，每当有人询问这座钟的来历时,父亲在笑谈中都会深情地提到为他制作钟罩和书架的挚友“大老张”——当年以精湛的榫卯技艺闻名遐迩的七级木匠张文藻：胖胖的中等身材，四十多岁,络腮胡子,大眼睛,虽稍带“恶相”但头脑睿智,开朗乐观,为人谦和,淡泊豁达。据说雁北专署特意从朔县师范借调他参加了朔县一中的筹建工作,成为建筑设计者和施工者之一。1956——1958年期间,我和几个小学同窗常到热火朝天的一中大礼堂建设工地看热闹。正值盛夏季节,“大老张”头戴白色瓜壳帽,上身穿白色坎肩，赤胸裸臂东奔西跑，汗流浃背，时而查看图纸,时而指点工人干活,嗓音时而洪亮，时而嘶哑,时而絮叨却不烦人，受人尊敬。其独具风格的工匠形象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人生的厄运会随“无奈”而至;而幸运也会随“巧合”光顾。时事变迁中，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兢兢业业工作了九年的朔县一中,回到了原藉张蔡庄的家中。父亲的座钟摆放在母亲多年来使用的一个简陋的旧衣箱上。“嘀哒,嘀哒……”的钟摆声,老寿星的打点声,给这生活在陈旧土窑中的家庭带来了些许苦中有乐的安慰,似乎增强了家人们度过难关向前看的信心。
　　然而回家没几天,父亲又接到了上级的调令,来到了位于朔县城内南街东侧的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担负起各联区教师的培训任务。为了准时授课，父亲不顾家庭经济的拮据,买了一块廉价手表,骑着半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不畏路途的崎岖坎坷,风雨无阻地履行着培训的任务。
　　1965年下学期,我在神头中学读高三，多次去进修校看望父亲,曾目睹有音乐天赋的青年教师李万仁弹奏落地大风琴,父亲吹笛子伴奏，奏出《我是一个兵》等革命歌曲,明快悦耳鼓舞人心的旋律，从大办公室飘溢到校外的街巷里。父亲爱好音乐，据朔县师范早期毕业生冀月成先生和他的同学们撰写的《忆恩师》中回忆:父亲在朔县师范建校初期，除了徒步下乡招生，编写教材,独自担起语、数、政、理、化、音、体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外,经校长委托，由他组织了60多名学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深入朔县、山阴、怀仁等地区的城镇乡村，演出了以《白毛女》经典剧目为主，自编，自导，自演的小节目为辅的深受群众欢迎的多种节目，起到了教育人民和鼓舞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为此，受到了雁北专署的表彰奖励。在演出现场，父亲或者在文场拉胡琴、哨枚;或者在武场拍钗、打板;或者和演员们一起识谱练唱,虽不是十分专业，但都能拿得出手，起到了指挥和协调的作用。故而，师范的师生颂称他为“陶万能”。这个雅号不胫而走，传遍了朔县及周边地区的教育界。父亲曾深情地说:“我在1949年2月调入初建的朔县师范工作的几年,是我平生心情最舒畅、工作最有成效的岁月，师生称我为“陶万能”，虽属过誉，但表达了他们对我的友好和尊重，我感激不尽!”
　　曾有一段时间，父亲被下放到福善庄公社的西郡小学任教。他不因“屈就”于小学教员的岗位而沮丧和悲观，也不因远离西坡的家乡自己烧火做饭而苦闷和烦燥，而是以学校的一台双铃马蹄表和他的手表为标准时间,认真制定了作息时间表和课程表，和本村的一位年青女民办教师带领着1——4年级的四五十名孩子们，一如既往，有条不紊地进行教学并开展了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多样活动：踢毽子、跳绳、滚铁环、捉迷藏以及在父亲笛声伴奏下的童声小合唱……村民们说:“学校又红火起来了！”
　　岁月荏苒，1973年，父亲调到了神头中学任教。接着担任校办“名牌工厂”的采购，负责在雁北地区推销产品和采购原料的工作。凡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他曾经的学生的热情款待，工作进展很顺利。父亲曾开心地说：“我又一次尝到了当教师的甜头！”父亲的复职也使我大沾其光。同年6月，适逢在一中教书的姐姐要请产假,她向校长推荐我到学校代课，以补她的缺位，校长看在“陶万能”的面子上，认为“虎父无犬子”，就吸纳了我。从此，我摆脱了近六年的农村重体力劳动成为一名代课教师。父亲为此欣喜地给我买了一块“广州牌”手表，以鼓励我认真教学。
　　1976年，雁北师专复学，父亲担任了师专的部分领导职务。1978年，父亲利用他补发的工资买了城内北街砖窑巷的一处清末民初时期的旧宅(两间小正房，一间靠大门的小西房)。母亲带着我弟、妹随即从老家搬迁入住。从小在娘家成长而习惯于城街生活的母亲，圆了她定居城内的生活之梦，不禁心花怒放。逢亲友和熟人便自豪地说：“我再不用窜房檐头了！”
　　当年夏末秋初，父亲又从大同古董店廉价买回一台旧座钟。表罩恰似一个小城门洞的形状，高约40公分，宽约25公分，沿表罩的两边镶嵌着铜质的十二生肖，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引人注目。虽在岁月的打磨下失去了它昔日的光泽，可它那光滑的深红色外表仍显古色古香的风韵，尤其那沉稳而洪厚的钟摆声和打点的钟声，给这新入住的家庭平添了许多生气与欢乐，成为父母晚年生活有声有色的伙伴。
　　1984年10月，父亲离休。这一次他是以享有雁北师专于1983年评为“模范党员”的荣誉回家的。至此，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40年之久的教育事业，和母亲相濡以沫度过了一段他们平生最舒服最轻松的岁月。其间，不减他经常摆弄钟表或去老干局参加文艺活动的情趣;不失每天听“新闻联播”或隔日和老友读《参考消息》关心时事的心态。
　　2006年12月14日下午14时25分，父亲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历经沧桑的91年路程。悉闻恶耗，由他的老学生、曾任朔县师范校长的刘汉卿先生主持，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前来悼念的五十多位老学生，全都是年逾花甲而精神矍铄的离退休干部。雁北师专派党委副书记致悼词，对他的一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从教期向，陶老爱生如子，为了学生，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为了学生，他循循善诱，废寝忘食……同时，他还积极参政议政，曾当选为朔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朔县第一届第一次委员会委员、朔县第一、二、三、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朔县人大常委会委员。”未能到场的学生也打来电话，表示深切悼念。
　　父年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他生前酷爱的钟和表仍在。睹物思人，痛彻心扉。他的音容笑貌常在我们后代眼前浮现，他对我们后代的谆谆教导仍在耳畔回旋：“人要像钟表那样，永远走对方向。不管能力高低，本事大小，要本本分分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这句寄希望于后代的叮嘱已成为我们的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