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西井街到南完小的这条路上，过去我所有熟悉的景象都没有了踪影，酒厂的酒糟不再飘香，小五金厂的机器也不再彻夜轰鸣，但是每次我回到朔州老城，总是忍不住还是来这条路上走一走，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乡愁吧？
　　我一年级班主任是陈老师，既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是个女老师，个子高挑，长相俊美，当时她的二儿子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大概是无人照看的缘故，经常跟着母亲来我们班，坐在教室也算玩耍，也算听课。那时候不像现在手续繁杂，讲究什么学籍呀报名呀，所以慢慢就正式进入我们班上学，成了我的同学。
　　我们那时候上学也没有考高中考大学的目标和压力，放学之后没有什么课外作业，就是尽情玩耍，释放孩子们自然的天性，倒有点像现在说的素质教育。上世纪七十年代，朔县县委组织城乡干部群众在城内挖掘了四通八达的地道。有一天我和陈老师的孩子，还有他舅舅家姓陈的几个孩子，一起钻进了南城墙里的地道。那时候也没有手电筒，我们就是点着煤油灯。地道和电影《地道战》里的一样，有办公室，有陷阱，有射击孔等等，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弯弯曲曲，就像迷宫，非常危险，但也非常刺激，我们孩子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路上有人故意把煤油灯熄灭，有人假装掉进陷阱大喊求救，快乐无比。南城门洞顶部还设有射击孔，初衷就是当敌人从南门进入城内的时候从上到下射击迎头痛击，予以消灭，当然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估计地道也年久失修，以后派不上用场了，只是不知道现在走过南门口像我这样知道里面有地道的还有几个人？
　　在我们升二年级的时候，陈老师调到北完小工作，她儿子也仅仅和我同学了不到一年就到北完小读书。那年5月份，学校组织我们到东关火车站搞欢迎活动。从节令上说已经立夏，东关路两旁稀稀拉拉的柳树已经由嫩绿变成深绿，但是种子还没有发芽，大风一刮，漫天黄沙，那时候还没有沙尘暴一说，老百姓叫做大黄风。我们顶着大风来到火车站，活动是欢迎一位来自城市的插队青年，口号是“热烈欢迎夏弗生，不当工人当农民”，好像是一位年轻姑娘站在敞篷汽车上，戴着大红花，背着行李满面笑容地接受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欢迎。我们不仅使劲呼喊，而且脸上写满了羡慕，羡慕她处于这盛大场面的中心。据现场的领导讲，她本来能够留在城里工作的，但是响应党的号召，主动选择到农村插队生活。我想她一定有高尚的道德和崇高的觉悟，还有敢于挑战世俗的勇气。现在回想，当时的活动，既是对这位青年的鼓励，也是对我们小学生的一种教育。尽管当时我们只有八九岁，属于懵懂无知的年纪，但是道德教化本来就是潜移默化，就是像春风化雨一样。这件事情40多年没有忘记，说明已经深入我的心灵甚至进入我的血液，许多年以后我的许多关键时刻的决定的勇气，或许就是来源于这件事情也未可知呢。
　　1976年春，我升入三年级，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事。事情的起因是老师让同学们把家里的连环画（我们叫小人书）捐赠给班集体，集中放到一个不大的箱子里，因为是革命题材，所以叫“红书箱”，拿钥匙的同学是我的好朋友。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就要告别铅笔用钢笔写字，但是由于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钢笔属于奢侈品，老师就让同学们使用蘸笔学着写字，因为害怕丢失，每个同学每天都要带着一瓶墨水上下学。我们几个和班长要好的同学嫌麻烦，就把墨水瓶放在红书箱里不用拿回家。可是有一天，班长上学忘记拿钥匙，我们就没办法写字了，我当时不懂事也有些着急，就想办法打开箱子，在晃晃荡荡中，墨水洒在了连环画上，闯下了祸端。老师对我不依不饶，上纲上线，先是体罚，后来发展到让全班同学不和我说话，孤立我。迫于老师的压力，从小和我一起玩耍，每天和我结伴而行的同学一下子和我形同陌路，其他的同学也像看见怪物一样躲着我。无奈之下，我只好一头扎进书本里，认真读书，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中关于刻苦学习的最早记忆。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一种宝贵财富，我所经历的这件事情远远算不上苦难，只能说是一次挫折，只不过我鼓足勇气直面挫折，战胜了内心的恐惧，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收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