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县的元宵节，红火真是不少。在这些红火中，踢鼓拉花队不像西街的“狮子”和东关的“龙”那样分店稀少，而是遍地开花，不少乡村都有，有的一个村子竟能组建起四五支踢鼓拉花队。虽说这些队伍的表演技艺有高有低，但他们都一样的兴高采烈和意气风发，好像约好了似的非把这个小城的天闹红了不可。
　　一
　　踢鼓拉花标准的叫法是踢鼓秧歌，朔县人似乎嘴笨，这四个字连不在一起，有的人叫“踢鼓”，有的人叫“拉花”，还有人叫“秧歌”。“管它哩，反正叫应就行啦！”每遇有人说应该叫啥名称时，大半以上的朔县人总是这样回答。
　　从有关资料上得知，踢鼓秧歌在全国比较少见，山西也仅仅流行于朔州、神池、偏关、五寨等地。可见，朔州的踢鼓秧歌同朔州的剧种大秧歌一样，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值得大力传承的价值。不可小视。
　　关于踢鼓秧歌的历史渊源，1996年版的《山西通志》说有两种情况：“一说在光绪年间，有一恶霸勾结官府，鱼肉乡民，无恶不作。义侠朱光祖广邀四方英雄好汉，扮作士农工商等人物，于庙会时布阵设伏，以美女诱其陷入重围，一举将其剿灭。百姓感其恩德，赞其侠义，据此编成秧歌，在广场表演，流传至今。另一说是来自《水浒》梁山好汉三打大名府的故事。”也有资料说是康熙年间某地在秋收后，举办“酬酒庙会”，唱“谢茬戏”，当地义士邀约各地男女英豪除暴安良。为纪念这件事，便将这次行动过程编为此种形式。还有一种资料说，梁山好汉剿灭方腊后，接受了朝廷招安，阮氏兄弟却拒受招安。朝廷恐其东山再起，决定将阮氏全家斩草除根。阮小七最终想出的对策是：全家人乔装改扮，中青年男性扮头对鼓、二对鼓，年轻女性扮拉花人，老弱病残跟于其后成后八角，其他的壮年男子扮做敲锣打鼓的即鼓道，稍事训练后成功逃离虎口。踢鼓拉花从此流传下来。
　　二
　　朔县的踢鼓秧歌是一种融拳术、舞蹈、戏曲为一体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据说雏形于宋末，持续于元明，发展于明清，兴旺于新中国成立后，是反映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梁山泊英雄惩恶济善、除暴安良、刺探情报、劫狱救友的英雄事迹的。
　　相传水泊梁山108单将中的董平是山西潞州人，在一次回家探母中，被契丹人掳于黑水河（今内蒙一带），由于契丹人也反宋，意愿相同，董平被释放。董平在归途中，路过朔宁府（今朔城区），正遇正月十五闹红火，于是董平和当地群众以文艺的形式编演梁山好汉迷惑官兵劫狱救友的故事。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江被招安后，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跟随宋江投降宋室，遂转移至长城内外，以教练秧歌为名，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无论哪一种说法，踢鼓秧歌似乎都与朔州有密切的联系，大都是在演绎和歌颂梁山英雄。
　　宋末时期，山西民间盛行太祖洪拳，朔州地处雁门关外，又为古战场，群众崇尚习武，因此，踢鼓秧歌的动作与韵律是以拳术为基础演变而来。踢鼓秧歌的男角称“踢鼓子”，以亮势飞脚为主，刚劲有力，矫键利索；女角称“拉花”，以扭步跌籽儿为主，灵巧活泼，轻盈细腻。男女成对，少则2人多则108人，人物扮相是水浒人物。有老生、须生、武生、小生、花脸、青衣、花旦、彩丑、小旦、武旦等行当，这是其它民间舞蹈所没有的。表演程式有100多种，节目分三大类，一是小场子，由2到5人表演的“双凤朝阳”“小落帽”等；二是大场子，由40到108人表演的“杀四门”“满天星”等；三是过街场，有”天地牌”“双出水”等。
　　踢鼓秧歌在朔县比较普及，不少农村都有，每年一过春节从初三起，村里便开始排练秧歌，排练的头一天叫做“起秧歌”。到了元宵节期间，就集中到县城表演，乡间一直持续到二月二。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闲散在民间的专业踢鼓秧歌队伍仍有30多支，从业人员上千人，如上泉关、上马石、七里河、西街、南街、北邢家河村等。解放后，踢鼓秧歌《落帽》曾获山西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二等奖、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一等奖，在2003年2004年的全省第二届、第三届广场文化艺术节上，大型踢鼓秧歌《满天星》《庆小康》令观众叹为观止。2004年朔州踢鼓秧歌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首批民族文化保护工程项目，2006年12月被山西省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朔县人喜爱踢鼓秧歌，并不是一懂事了就喜欢，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喜欢上的。1983年前，我就不喜欢看“踢鼓拉花”，总以为不如猴儿尿尿、斗子、老杆好看，也不如“狮子”“龙灯”耐看。同时，对大人们爱看的“拉花”，总是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个啥好看上的？”不过，一个有关“拉花”的故事至今没有忘记。
　　好像记得是1980年正月十五的晚上，在东大街利民商场的门前，一支表演的拉花队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围着观赏，没想到的是一位”拉花“的女子被一群坏小子裹在了中间，等到被人解救出来后，据说已是惊恐万状、泣不成声了。第二天，小城的人就传说，这位女子长得太“袭人”（漂亮、美丽之意）了，全身被人扭得红一片紫一块的，惨不忍睹。传说显然夸张了许多，但那时的社会风气的确不好，至1984年前，游手好闲的小地痞在元宵节耍流氓的事并不鲜见。好在1983年“严打”斗争后，这种现象才销声匿迹了。
　　在我的记忆中，朔县元宵节期间的踢鼓拉花，在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是最为红火热闹的。每年正月十四的上午，各个单位的文艺宣传队早早来到政府门前，名曰“给县委和县政府拜年”，县委和县政府呢，也早做了充分的准备，摆一排办公桌子，苫上崭新的龙凤呈祥提花线毯子，上置糖果烟茶，一下就成了简易的迎宾台或者叫观礼台，为的就是要接待好每一个文艺宣传队。由于踢鼓秧歌队伍多，只能派代表队在台前献艺表演。具体如何选派代表队，我不太清楚，但凡是能上了场子的踢鼓秧歌队都是十分兴奋的，表演起来特别得卖力，恨不得把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此时，台上台下的掌声连成了一片，喧天的鼓乐震耳欲聋，踢鼓的、拉花的演员们自然也就陶醉到了极点。这踢鼓秧歌也就扭到了极致。
　　成家以后，尽管还忘不了斗子和老杆等焰火，但也开始留意这个“拉花”了，慢慢的就有了兴趣。难怪有人说兴趣是培养起来的。1996年到2006年的元宵节，我在报社具体负责接待“混玩意”的单位，接待最多的就数“拉花队”了。那时，报社有一位老司机叫胡志金，朔城区七里河村人，他的祖辈们都擅长踢鼓拉花，据说他也会踢腾几下哩。老胡常常是我的义务解说员，边看边讲解，头头是道。“看秧歌，你不能光看那个络旄小子，得仔细看那个踢鼓和拉花的人。”说着老胡又用手指着一个拉花的女人说，“别看这位女人年龄有些大，‘跌籽’’旋身’可到位哩。”
　　“老胡，啥叫‘旋身‘和‘跌籽’呢？”
　　“就是说拉花人的脚步必须迅速敏捷，不能犹疑迟缓。要充分体现旦角的婀娜多姿。”老胡耐心地解释道。老实说，我对踢鼓拉花能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多亏了老胡师傅的诲人不倦。
　　四
　　朔县的踢鼓秧歌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靠的是民间艺人们的真诚热爱和无私奉献。
　　我妻子有个三表嫂，朔城区印刷厂退休工人，喜爱“拉花”，近于痴迷。据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家里连糊糊也喝不饱，可是，正月初三一过，她就跑到了“拉花队”。这一拉不要紧，半个月的时间对她来说就像一场过云的雨。可对她的丈夫来说就有些惨了，至少得给娃娃们当半个月的妈妈。可是这位三表嫂却浑然不觉。你要问她半个月能挣多少钱？她反倒会问你：“啥？……半分也没啊。呵呵呵……”这位三表嫂对“拉花”情有独钟，退休后虽说“拉”不动了，但依旧是踢鼓秧歌的忠实粉丝。朔县的踢鼓秧歌能长盛不衰，多亏了有数以百计的三表嫂这样的人在无私奉献。
　　然而，时代到底不同了，进入新千年后，人们开始明白，精神食粮再好，也顶不住白面大米能填饱肚皮。于是，踢鼓拉花的文艺队伍有些变味了：一是队伍的规模不断精简，甚至只有三五人，从初三开始沿街给商铺拜年，目的就是为了打闹点现金或香烟。二是表演的水平不断下滑，有不少演员缺乏基本功，甚至是门外汉，匆匆上阵给商家拜年，难免不受欢迎。
　　就这样，踢鼓秧歌队一年少于一年了。近几年来尤为严重的是，不少老艺人有的悄悄离世，有的年迈体衰无力献艺。更为严重的是眼下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想学这门艺术，他们的理由也简单：“我快叫‘三座大山’（房子、上学和看病）压死啦，还哪有闲功夫白络这个旄？”
　　仔细回味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人们络不起这个旄。然而，踢鼓秧歌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我们朔州的一个宝贝圪蛋啊。那么，到底该咋办才好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