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家店铺做了二十多年的“一门提督”，很荣幸地又兼了一职——乡村网格员。每天启动八卦嘴，五G耳，像只乱飞的麻雀游荡于寻常巷陌。背上背着“网格连你我，平安送万家”的光荣标语，犹如小时候买不起手表在手腕画一个假表，装模作样。
　　有一段时间，我们配合村主任入户走访贫困户，填一些信息表格。每到一处，像偷吃狗似的寻觅一块烂抹布在窗户的玻璃上胡乱擦几下，或者拿起笤帚做个扫地动作，还让同伴“机敏”地抓住时机，果断怕下“最美网格员”的“美好形象”，然后“道具”一扔，拍拍手上的尘土，看看手机里自己的绝妙表演技能，深感自己有演员天赋而被埋没的痛惜。在手机的工作软件上上传照片，写上“帮贫困户打扫卫生”，挂着满意的笑容扬长而去。
　　一天上午，我们由镇领导领着去完善贫困户基本信息，先去一户叫占元的村民家。大门虚掩，门口门童般站着一只狗，两只耳朵像两条破袜子耷拉着，见我们要进去，“汪汪汪”通知主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出来喊道:“不敢咬，灰货！”那狗便像个仆人一样听话地立在主人身后。我们说明来意，这男人尴尬地朝我们笑笑说:“我媳妇正在方便，要不你们先去别人家。”我们便退了出去，大约快到中午，又返回这家，这男人笑盈盈迎我们进门，屋子陈旧逼仄，但整洁有序，窗台上洋绣球花开得热闹。炕上坐着一个女人，说女人，其实从外表能辨清性别的只有她身上的红毛衣。说坐其实也不像坐，倒像是靠墙摆着，脖子似乎是没有能力支撑起头颅。大而空洞的双眼深陷在眼窝里，两腮仅有一层薄皮连接着颧骨跟下巴，显出一张大嘴，衣服倒穿得干干净净。看样子是占元才喂过女人吃饭，还没有收拾，一边招呼我们坐，一边给媳妇细心地擦脸擦手。他语言吝啬，不像其他贫困户一样，见了领导夸大其词地哭穷。一问一答得知，他是复原军人，从部队回来一直务农，也是党员，后来妻子病了，就成了专职保姆，伺候妻子，妻子患小脑萎缩，瘫痪十多年了。
　　临走，领导对占元说:“唉！太可怜了，你抽时间去我办公室取一张救助表，填好了带上户口和身份证复印件再交给我。”他腼腆笑笑说:”我现在也不算太困难，媳妇有低保，贫困户看病免费，花费不大，有孩子们帮衬着，能过得下去。”这时，我看见他媳妇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大腿上。我抬头认真打量眼前这个人，个头不威猛还略显消瘦，深深的抬头纹下挤着一双笑眼，显出几分和善和真诚，很像一个酣睡的婴儿在梦中发笑那么天真。我顿觉这个人仿佛没有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浸染过，他是生存在自己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再不敢注视眼前这个人，歪头看墙上镜子里的自己，精神萎靡，目光呆滞，整个一个服药后的精神病患者形象。
　　在这以后，我有好几次看见他，或推着媳妇晒太阳，或抱着媳妇往大门外的轮椅上放。我都以微笑跟他们打招呼，生怕打扰了这份温馨。有鸡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话多，经常听到街头巷尾女人们议论:“占元好耐心，伺候媳妇这么多年，没听得叫骂，有时候出去办点事，回来媳妇拉了一裤子，也不烦不燥地给洗刷了，儿女日子长了都做不到。”“要是我得个这病，我家那个二杆子早把我送给阎王爷了……”占元听人们议论他，也不搭腔，只是嘿嘿地笑。
　　年初，新冠疫情严重，我们网格员参与防控工作。一天下大雪，路上行人寥寥，我们在防疫棚取暖拉家常，一个人开门探头进来憨憨地笑，一看是占元，我们让他进来，他跺跺脚上的雪泥才走进来了。他说这几天媳妇有女儿伺候，他想为防疫工作添个人手，他说他是党员，应该为公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村主任递给他一个红袖章，他绑在胳膊上，转身出去站在雪地里，查看过路人的行程码、健康码。村主任幽默地唱起：“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头枕着边关的明月，身披着雨雪风霜。”雪中的占元在我的脑海中渐渐高大起来。
　　天气回暖，春天到了，可恶的“新冠君”还是见缝插针，疫情防控刻不容缓。一天早晨，我迎着灿烂的朝霞开始了走街串巷，潮湿的空气氤氲着春的气息，墙角的野草若隐若现地探出尖尖角，孤傲的蒲公英已勇敢地开出了小黄花。疫情防控棚边，占元戴着红袖章在执勤，红袖章在太阳光辉的照耀下分外耀眼。我不由得拿起手机，拍下了美好瞬间，并删掉了我以前虚伪的“表演”。
　　压题图片由马占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