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年是除夕守岁的俗称。守岁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夜不睡觉，熬夜迎接新年到来的一种汉族习俗。流行于全国各地。朔县人管守岁叫熬年，在读音上“熬”字不读ao,而是读nao,与挠痒痒的挠字的音和调完全相同。
　　朔县的熬年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熬年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一
　　关于熬年的起源，说法较多，归纳起来比较公认的说法是：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之中，人们叫它“年”，它的面貌狰狞，生性残暴，专食飞禽走兽和鳞介虫豸，一天变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地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365天就会跑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才又返回林中。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人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熬，称为“年关”，并想出了一套度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舍羊圈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饭有凶吉未卜之意，所以置办得很是丰盛，除了全家老少围在一起吃饭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需在吃饭前先敬供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
　　吃过晚饭后，人们谁都不敢睡觉，坐在一起闲聊壮胆，直至天明。熬年守岁的习惯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朔县人大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除夕这一夜熬年是个特例。
　　我爷爷是虔诚的耶稣教徒，过年不垒旺火、不响炮、不接神，也不熬年，依旧早睡早起。在朔县，像我爷爷这样的耶稣教徒还不少，他们除去在穿新衣、吃好饭方面和我们一样外，其余过年的风俗基本上都不再遵从了。我奶奶也是耶稣教徒，但在过年这一天的忠诚度似乎不及我爷爷，她吃了“安神饭”后，总是急急忙忙地来和我母亲攒忙，擀饺壳、捏饺子什么的，更主要的是为了听我母亲的说笑，看我们兄妹的嬉闹。
　　“您儿今儿晚上不念（耶稣）啦，也和卬一起红火呀？”奶奶一下就听明白了我母亲的话外音，立即顶了回去：“卬等妞红火完了才念哩。卬的媳妇吆，耶稣是耶稣，年是年呀，妞咋硬给圪搅在一起哩？看着孙娃们活蹦乱跳地过大年，卬睡不着哇。”
　　“呵呵呵，逗您儿耍呢，倒当真啦。”我母亲笑着解释说。
　　在朔县，像我奶奶这样的耶稣教徒也不少，他们既是忠诚的教徒，同时也又遵从当地的一些习俗，尤其是过年时的一些习俗。在我的记忆中，我奶奶每年的除夕，都是和我们在一起红火的，直到她去世的2001年。
　　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的时代。然而，穷有穷的欢乐，尤其是我们这些不知柴米油盐贵的孩子们，一年四季都有耍不完的游戏。熬年也不例外，仿佛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愣头青安排的一项活动。
　　记得是1973年到1976年的连续四年的大年夜，我们都是在东关大队第七生产队“熬年”的。我们住的地方叫十家巷，我们同年仿月的孩子约有十来人，领头的人叫罗立山，小名叫罗三，比我们大三几岁。他的父亲是“七队”里的保管员，晚上负责下夜值班。“七队”紧邻大寺庙的西墙，我们十家巷位于大寺庙的东北侧，离“七队”不过百十来米远。
　　那个年代，朔县人家家住着平房，一户人家不管有几间家，冬天只烧一铺炕。四口人一铺炕，八口人也是一铺炕，目的就是为了节省烧的炭。这种情况下，我们十来个孩子想寻一铺大炕简直就是一个白日梦。因此说，“七队”曾经就是我们熬年的乐园。
　　大年三十的下午，我们就和罗三相跟上，到“七队”的办公室烧火，先把炕烧热。等到焰完旺火，吃了接神的烤馍馍后，便鬼鬼祟祟地各自从家里偷上一些瓜子、生黑豆之类的东西，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偷拿几颗山药蛋也是好的。然后我们一起小跑着往“七队”奔。
　　四
　　“七队”的办公室经过我们下午的格外关照，暖融融的，门一开，一股热气扑面而来，一下子就暖到了脚后跟。罗三一边往门框上挂锁子，一边神气地从裤兜里掏花生，放在炕头上，我们也跟着掏出自己从家里偷来的东西。有葵花籽和番瓜籽，有黑豆和黄豆，也有山药和胡萝卜，都是生的。
　　在罗三的指挥下，我们先加上炭，然后把火盖的背面擦干净，把火盖的正面对着火圈撴下去。火盖是生铁匠铸造的一种圆形的面子凸起的日用产品，它既是烤制食品的炊具，又是取暖用的工具，是和锅有同等重要性的东西，可以说，只要有灶火，就离不开火盖。我们把火盖反过来用，它就又成了一口平底锅，炒瓜子就蹦不到外边。
　　“先炒番瓜籽！”
　　“先炒花生！”
　　“先炕片片！”
　　……
　　我们为先吃什么吵闹成了一团。“妞不要叫号！我看先炒黄豆哇。”罗三不容置疑地说。我们一下全都愣住了，先吃炒黄豆是我们意想之外的事，可又拧不过罗三这条“大腿”。
　　“黄豆就黄豆，赶紧炒哇！”三铁柱着急地说。黄豆是他带来的，大约多半瓯瓯，不到半斤，炒熟后平均一人不到三钱，不够塞牙缝子。接下来是“炕片片”。
　　五
　　炕片片，就是把山药切成薄片，放在火盖上烤，烤成黄虎皮颜色后最为可口。可是，那时的我们等不上“黄虎皮”，连五成熟恐怕也等不上就叼着吃啦。
　　朔县不出产花生，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粮食及农副产品又禁止外调，所以那个时候不要说吃了，就是连花生皮是什么样儿的也有一大半的朔县人不知道的。罗三的二哥叫罗立堂，在运城当兵，每年过年前给家中寄十来八斤花生，半巷子的人都能跟着尝尝鲜。罗三那一年给我们炕的花生大约有半斤多，我们一人只能分十来颗，人人拿在手里都舍不得吃，看着花生“嗤嗤”地笑。
　　炕花生是我们的压轴戏。一番折腾后，大概离天亮也不远了。此时，我们自由组合地开始下象棋、下军旗、打扑克——“捉王八”和“脱裤子”什么的都有。炕片片和下军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那铺大炕，经过一个下午的预热，再加上刚才的那一番猛火，说话之间，炕头上的席子就快要冒烟了，我们就赶紧撩起席子给炕上洒水降温。尽管如此，炕仍然像个火盖盘，圪蹴起来脚板烫，坐下后屁股烧，辗转反侧，扑克也似乎耍不在心思上了。
　　还好，天空的星星很快就要回宫了。我们也收了玩耍的摊摊，准备着绕街捡“炮爪爪”了。
　　六
　　彻夜不眠地熬年，似乎是我们这些愣头青们的专利。成年人特别是有了娃娃圪蛋的成年人，年也是要熬的，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吃完接神馍馍，再把旺火炭接回灶火后，就等当着睡了，因为初一还要早起呢。只是讲究不能脱了衣服睡觉，怕“冲”了接回来的“神”。
　　电视机普及到寻常巷陌后，人们的熬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82年前后，朔县的黑白电视机还很不常见，我们巷子里大概也只有两三台。记得是1981年的正月初几开始播连续剧《霍元甲》，我们都到蔚福成的家中看，炕上地下都是人，水泄不通。我们家的电视机是1983年买的，到1986年看“春晚”的时候，巷子里的电视机就不算稀罕了，蔚福成家的“壮观景象”也就不再有了。
　　1976年前出生的朔县人，大概也曾有过彻夜熬年的经历。“80后”的人大概就没有这种经历了。“春晚”把人们的两条腿牢牢地拧在了电视机前，使之欲罢不能。新千年以后，互联网迅猛发展，网上熬年也就应运而生了。
　　七
　　炒黄豆、炕片片、下军旗、打扑克、捡“炮爪爪”的熬年方式，固然有些寒酸，但与目下的封闭的独来独往的“熬年”方式比，还是有它的过人之处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有此经历的人们的共识。
　　去年正月，我们几个儿时的伙伴聚在一起，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就是回忆少年时期熬年时的“精彩片段”。
　　是啊，这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