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一过，晶莹的雪花儿果真就飘飘洒洒地来到了塞北，来到了朔县。
　　我小时候，朔县的雪似乎下得格外殷勤，一场紧接着一场，遇上雪多的年份，一个腊月我们总是生活在银色的世界里。踩在脚下“吱吱”作响的雪，成了我们堆雪人、打雪仗的上等玩具。不知不觉中，年就在这雪花儿的陪伴下来到了人间。
　　在朔县的年俗中，有些项目已为人们所淘汰，比如“忌针”、过“老小添仓”、“踩高跷”等，这是由于人们的观念更新或安全意识增强引起的；有些项目则是被迫衰落的，比如“垒旺火”等，这是因为人们的居住条件发生变化所引起的。然而，“包镚镚”这个年俗却是长盛不衰的。
　　一
　　朔县人叫的镚镚，也就是镚镚子，《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清末不带孔的小铜币，十个当一个铜元。现在把小型的硬币叫钢镚子、钢镚儿，或镚儿。”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于1957年12月1日发行了一分、二分、五分三种硬分币。1980年4月15日起陆续发行了金属一角、贰角、五角、一元四种人民币。这七种硬币，朔县人大都喜欢叫镚镚。
　　包镚镚，就是大年初一的早上或中午把一枚一分或二分的硬币和着饺馅儿包在饺子里，下锅煮熟后，全家人围着吃。据说，谁吃住了这个包着镚镚的饺子，谁就会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万事如意。是否真有这么灵验，倒也未必。然而，一分虽少，却偏偏跑在了你的碗里，说成是一种财运，倒也是一种美好的寄托吧。
　　小时候，包镚镚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1年的大年初一。这一天的早饭就是饺子，里边包了镚镚。热气腾腾的饺子刚从锅里捞到尺盘里，母亲便紧留我们吃饭，并说：“里边有镚镚，看看今年谁的运气好！”说着母亲把饺子端在了炕桌上。忽然，窗外传来了一个沉闷的要饭人的声音：
　　“大哥大嫂，过年好吆，行行好吧——”要饭的人大约六十出头，衣衫褴褛，唯有头顶的毛巾是洁白崭新的。说着便把要饭的碗放在了我们的窗台上，隔着玻璃窗死死地盯着我们炕桌上的饺子看。那个时期，河南、山东的要饭人特别多，多到让人害怕的地步。父亲也看着炕桌上的饺子，拿起了筷子，犹豫了一下放下，忽又拿起，从尺盘里挟了五个放进碗里走出堂前，倒进要饭人的碗里。
　　我和大妹妹争抢着吃镚镚，一人挟了一瓯瓯，吃不了就刨开馅馅看，根本没有什么镚镚。等到第二锅饺子出锅后，父亲和母亲饭吃完了也没有看见镚镚。
　　“是不是在剩下的那六个里？”父亲看着尺盘说。
　　“大瓮里还能跑了鳖？看看咱俩谁的运气好。”母亲说着把剩下的六个饺子二一添作五挟到了他们各自的碗里。
　　“真还是没有哇！”母亲大惑不解地说。继而恼怒地责怪父亲说：“人家谁拿上初一的饺子给人呢？准是给了那个讨吃子啦。”
　　“大年新节你动啥气哩，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人家大年初一就来给咱们拜年，给二分钱还多啊？唉，你不看人儿哇可怜哩。”父亲反驳着说。
　　其实，也不能全怪母亲生气，包了镚镚的饺子是万万不能给人的，这是朔县的风俗。父亲是犯了忌讳的。然而，又一想，父亲的好心倒也日月可鉴，什么忌讳不忌讳的。
　　1976年以前的十年，很多群众家
　　里的大年初一是要“包镚蹦”的，但都是关起门来做的事，不敢对外乱讲的，怕被扣上“封建迷信”和“剥削阶级思想”的帽子。
　　二
　　朔县人包的饺子大多属于“大肚饺子”，也就是圆鼓鼓的那一类，皮子薄、馅儿多，吃起来油汪汪的余香满口，所以饺子最大的诱惑是百吃不厌。初一的头一顿饺子，偏又包了镚镚，更加是诱惑上加了诱惑。
　　大约是1977年的春节，母亲除夕焰完旺火、接回“神”后，就开始包初一早晨的饺子，其中的一个就包了一个二分的镚镚。在一分、二分和五分的三种镚镚中，一分的直径有些小，招架不住可能会吃在肚里；五分的又有些大，煮熟后又怕挤破饺子的肚皮而露了原形；二分的却是不大不小正好好。因此，人们包镚镚多是选择二分的。
　　在包的过程中，我的大妹妹把那枚二分镚镚拿在手里，左看了右看，生怕它飞了似的。二妹妹见状后一把抢了过去，在手绢上擦了正面擦背面，全然是一副吃到了这枚镚镚的样子。“给妈拿来，就包在这个饺子里哇。”母亲笑着说。于是她们姊妹两个在这个包了镚镚的饺子上反复地做着记号，以图明天早上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时，人们包好的饺子都是整齐地排列在“拍拍”上的。“拍拍”是一种用高粱的穗子秆做成的圆形或方形的盖笼床、盖水瓮、盖锅的生活用具，物美价廉，用途广泛，环保卫生，摆放饺子再好不过。
　　除夕夜晚包好的饺子，先放在院子里露天冷冻上，初一早上端回家里下锅煮。我的大妹心眼多，夜来黑夜包的那个做了记号的饺子依然记在心上。于是拿起这个冻成铁圪蛋一样的饺子嘻嘻地笑着溜在了锅里，好像打了胜仗后班师回朝的穆桂英一样意气风发。
　　等到煮好的饺子用笊篱捞出来
　　后，圆鼓鼓的东倒西歪地躺在尺盘里，探头探脑地噘着小嘴傻傻地笑。我们兄妹四人围在炕桌前，挟起这个，又放下那个，眼睛都睁得比铃铛还大，希望能挟住那个做了记号的饺子。然而，煮熟后的饺子，仿佛又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恐怕也是认不出来的。
　　“挨正挟着吃哇，不能心尖了，越是心尖越是吃不住哩。”母亲笑着忠告我们。这时，我们兄妹四人埋头吃着饺子，极其虔诚，极其紧张，犹如考生上了考场一样。
　　“妈——是不是没下在这一锅里？”我的大妹问。
　　“咋会哩？你不是亲手放在锅里了？”
　　“那您儿咋不吃哩？”
　　“我的愣女儿哎，心尖了是吃不住的！好哇，妈也和你们一起吃。”说着母亲挟了一个饺子在碗里。再看看我们四个人的瓯瓯里，都堆起了小山。
　　“圪崩！”母亲的嘴里响了一声。
　　“哈哈哈——”母亲大笑着把这枚镚镚放在了手心里眼红着我们。“啪”地一声，大妹子把筷子扣在碗上，“不吃啦！”“你不吃卬吃，”我的二妹憨憨地说。
　　“妈说啥哩，不能心尖了。妈吃住了，全家今年就要发财啦。卬娃不恼啦。”母亲裹哄着已退在大后炕一言不语的眼里噙着泪花的大妹妹说。
　　三
　　包镚镚这种风俗在朔县流行于何时，恐怕很难考证出个准确的年代了。既然镚子产生于清代末期，那么可以说，包镚子可能就流行于清末或民国初期吧。然而，事情恐怕远没有这么简单，既然镚子能包在饺子里，那么直径和镚子相仿佛的制钱同样也是能包在饺子里的。如此一想，包镚镚的年俗恐怕就会更早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越穷越光荣”的时代结束了，“恭喜发财”的观念开始打动人心。朔县人的“包镚镚”的年俗似乎绽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包镚镚”纵然喊塌了天，也不会有人给你扣帽子了。大概是发财的心切吧，不少家庭都心照不宣地把“包镚镚”的年俗从正月初一提前到了除夕的晚上。
　　过年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全家人挤在一铺炕上，争抢着吃那盘包了镚镚的饺子，是多么的让人心花怒放啊。
　　我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和九十年代，现在他们都已过了少年期。记得有一年，儿子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正月初一的中午，我们全家和弟弟的全家都回母亲家里热闹。一听奶奶说饺子里有镚镚，我的儿子就“嗖”地一下把那一盘子拉到自己的面前，背抄着双手俨然大人似的口气当众宣布：“这盘子我包啦！”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儿子说完后就着急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下六七个。父亲一看有些着慌，就说：“卬娃把碗给爷爷拿来看看，好像这个饺子里就有镚镚。”父亲变戏法似的把一个五角的红铜镚镚塞到了一个饺子里。
　　“嗬！我吃正啦。”儿子得意地大声喊。
　　“嘿嘿嘿——”我们齐声地笑，“卬娃真有福气啊。”
　　镚镚“吃到”后，儿子一推碗跑到院里，玩他的小火枪去了。
　　“你们还看笑话儿哩，万一叫娃娃吃伤了身子那可咋闹呀？”父亲很是不满我们“看笑话儿”的做法。
　　“咋也不咋，我的四个娃都不是这样过来的？”母亲立刻反驳道。
　　“咋能一样呢？现在是净肉饺子，你当同是他们小时候的萝卜丝丝呢？”父亲看着我们辩驳说。
　　从那以后，我母亲就包上五六个带镚镚的饺子，以此来增大她小孙孙“能吃到镚镚”的几率。
　　你看，与其说“包蹦蹦”是看财运，倒不如说“包蹦蹦”是红火了少年儿童的一颗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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