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了除夕，新的一年就开始了，文气一点的说法就是一元复始。春节期间，长辈给晚辈的钱叫压岁钱，亲戚和街坊邻里之间的走动叫拜年。
　　一
　　压岁钱最初的用意是祛邪，也叫“压祟钱”。“祟”，远古传说是一种凶猛的怪兽，专门以吃孩子为能事。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岁”与“祟”谐音，晚辈如果得到了长辈的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这新的一年。
　　据有关文献记载，压岁钱最早出现在汉代。最早的压岁钱叫“压胜钱”或“大压胜钱”，这种钱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而是为了佩戴玩赏而专门铸造成钱币形状的辟邪品，以红线串成若干，挂于孩子的胸前。清代《燕京岁时记》关于压岁钱有这样的描述：“以彩绳穿线，编做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民国以后，时兴用红纸包上一百文铜圆给晚辈，寓意长命百岁。新中国成立至今，压岁钱风俗依旧流行。
　　朔县城里的人有正月初一不出门的习俗，这里的门指的是东西南北的四个城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北城门、东城门和西城门相继被拆除，门也就无所谓门了，这一习俗也随之逐渐松动，如今讲究的人基本上不多了。
　　记得是我六七岁的时候，那时还离不远母亲,除夕夜里焰完旺火后，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啦，枕头一挨就飞进了梦乡，熬年也自然成了大人们的事了。
　　“吧嗒——吧嗒——”我梦见了母亲在拉风匣。
　　“起哇，你奶奶都吆喝过三回啦。”母亲一边撩起我们的盖窝，一边大声地说。
　　“妈，奶奶吆喝卬做啥呀？”
　　“赶紧起哇，楞圪蛋，爷爷给压岁钱哩。”
　　钱，可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六七岁的娃娃，除了吃就是耍，啥也不知道，可一说起钱来，竟然也是眉开眼笑的。母亲一边给我妹妹穿衣服，一边安顿她说：“到了爷爷家，先要说爷爷过年好！奶奶过年好！给爷爷奶奶拜年啦。”
　　我和妹妹的衣裳还没穿好，奶奶就又忙着来督催了。“外头真冷哩，给娃娃捂攒好哇。”奶奶温和地对我母亲说。
　　“看把您儿给玄乎的。”母亲笑着说完后，还是给妹妹扎紧了头巾，给我也戴上了棉帽。
　　二
　　奶奶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拉着我，从我们住的西正房来到了他们住的西正窑。“吱呀——啪嗒”一声响，奶奶关好了家门，把妹妹放在炕上，同时也摧撵着我欢欢儿上炕。
　　“那老汉，孙娃们来啦，你的压岁钱在哪里？”奶奶忙着说。
　　“爷爷奶奶过年好——”还没等上我开口，妹妹清脆的拜年声就飘到了窑顶上。
　　“呵呵呵，好哇，大孙女的小嘴儿比她哥哥的甜啊。”爷爷边说，边从枕头底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钱来，慈祥地看着我们说：
　　“大孙子，十块，拿上！”
　　“大孙女，五块，拿上！”
　　那时，我和妹妹都小，根本不知道这十块和五块是个什么概念，只是觉得图案和颜色不一样：十元的正面是蓝白相间的工农兵，背面是红色的天安门图案。五元的正面是黄红相间的炼钢工人图案，背面的就记不清了。长大后才知道，那时爷爷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三十几块钱，十块钱能买一百多斤玉茭哩。记忆中，这是爷爷给我们压岁钱最多的一年。
　　爷爷的重男轻女思想和封建宗法思想是根深蒂固的。爷爷除去我们兄妹四人外，再没有孙孙和外甥，但在给我们的压岁钱上是泾渭分明的：我是长孙，给的格外多，如果给我五块，那么两个妹妹就是每人两块，弟弟则是三块。年年如此。两个妹妹到了知道三多二少的年龄后，常常是到母亲的身边哭闹不已。为此我母亲十分反感，年年抗议：“老顽固，死脑筋，咋就不能给成一样的，多了不能，一人给两块还不行呀？”每当这时，奶奶总是站到母亲的一边，齐声讨伐爷爷的不公平，然而，奶奶不掌财权，最多只能给弟妹们每人“补偿”个三五毛。
　　不管我母亲和奶奶反对得多么激烈，爷爷总是一笑了之。遇上心情不太好时便回敬道：“妞知道个啥呢，大孙子，那可不一样哩，我爷爷就是这么给我们的。”不管年景如何，爷爷的压岁钱
　　一直给到我们成家。我是1985年正月初八结的婚，这一年的大年初一，给爷爷拜年，爷爷依旧拿出了事先备好的压岁钱。我说：“我不要啦，不能要啦。”
　　“那可得要哩，咱朔县人有讲究：只要没结婚，多会儿也是娃娃哩。明年你可就不顶啦。那，欢欢儿拿上哇。”说着，爷爷把五张10块的“天安门”推到了我面前。
　　三
　　我爷爷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去世于1975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曾祖父去世于1967年，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印象。朔县人对曾祖母的称呼是老奶，对曾祖父的称呼叫老爷爷。我小的时候，具体说大概是从五六岁的时候开始，爷爷正月初一吃了早饭后，先抽上两支绿叶牌香烟，喝上一杯砖茶，然后就吆喝上我给老奶去拜年。
　　老奶的家住在东大街大寺庙东侧马神庙巷的东面，大门临街，穿过一条很深的通道便是三间正房的一个小院，离我们家隔着一条马神庙巷，大约二三百米，眨眼的工夫就到了。老奶住着西正房，我三爷住着东正房。我记得，我总是一上了马神庙巷，就甩开膀子跑，直奔老奶的家。
　　“老奶——过年好！”
　　“呵呵，我大曾孙子，街外冷不冷呀，欢欢儿上炕哇，你爷爷还在后头哩？”说着老奶从她炕头后的小箱箱里抓出大豆和糖蛋儿让我吃。
　　“哎吆吆，慢些嚼啊，没人来抢你的。”老奶和蔼地说。
　　我一个糖蛋蛋都吃完了，爷爷才迈着八字步跨进老奶的家门。老奶是城里王氏人家的女儿，出嫁前光景比较富裕，至死尚有财主人家的派头，说话喜欢咿咿吆吆。
　　“咋还不给老奶拜年呢？”爷爷对我说。
　　“早就拜过啦，我的曾孙孙可鬼大哩，比你强八倍吆。”
　　爷爷听后只是憨憨地一笑。
　　老奶也是虔诚的耶稣信徒。1979年前，信教是不自由的，老奶她们就偷偷地信。拜年的方式也不同于不信教的人们，我爷爷也是耶稣教。因此，他们母子二人就关上家门，低声地蚊子哼哼般地唱歌颂“主”的“赞美诗”。
　　老奶给我的压岁钱没有定规，她的未成家的孙子、外甥和曾孙、曾外甥多
　　达三十几人，加之老奶又没有收入。因此是万万不敢大方的。给我的还算多些，一毛到五毛不等。
　　我的姥姥和姥爷是朔县下团堡村人。我小时候，他们的生活十分贫穷。尽管姥爷是村里的一把种地能手，无奈一个工分七分钱，披星戴月地受苦三百六十五天，换来的却是倒欠队里佰拾元。所以这个压岁钱就只有以分来计算了，给一分二分是常有的事，给五分倒是稀罕了。小时候我们兄妹不懂事，常常追问母亲：“妈——您儿说姥爷咋才给卬一分呢？”
　　“一分也是姥爷的一个心哩！”母亲从心底里讨厌我们这种质疑。长大后才明白，对姥爷家来说，一分钱也是从汗水里打捞出来的啊。再说，姥爷仅孙子外甥们就14个呢，要是给多了，汗水里也是捞不出来的。
　　四
　　压岁钱是晚辈们给长辈们拜年后得到的果实，因此，朔县人喜欢把压岁钱叫拜年钱。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实在是贫穷，父母给子女们的压岁钱是比较少见的，即使给，也往往是嘴上说说而已的事，相当于打了一张“白条”。到了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做父母的都等不上初一了，大年三十就把钱早早地给娃娃们“压”上了，一个目的，要让自己的娃娃四季平安，长命百岁。
　　我小时候的压岁钱，无论多寡，都是要一分不剩地交给母亲的。如今的年轻人或许不相信，我的女儿就不相信，老以为我是在说谎话哩。这也难怪，她小的时候已赶上了好时代，先是父母替她保管，后是由她自己保管。啥时想花了，取上即可。
　　“压岁”原意是“压惊”，随着社会的发展，“压岁钱”的意义由压惊转化为新春的祝福。这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关爱和祝福，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因此这种习俗代代相传，延绵不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不少朔县人在压岁钱上，也走上了盲目攀比、贪大图多的不太健康之路，损害了压岁钱原本美好的形象。
　　除去爷爷奶奶、姥娘姥爷、父母亲给压岁钱外，做大爷、叔叔、姑姑、姨姨、舅舅的人也都是要给晚辈们准备压岁钱的，给多给少没标准，但不给是不可以的，否则，就会被人笑话。当然了，这指的是直系的亲戚。如果是旁系的亲戚，就视平素交往的情况而定了，不给也没人笑话。
　　一般来说，压岁钱是长辈给晚辈的，平辈之间用不着给。但如果平辈之间的年龄差距超过一轮以上，也是可以给的，比如我的两个女儿工作以后，我的侄女、侄儿一个念小学一个念初中，过大年时，还没等我说，她们就主动把压岁钱按到妹妹和弟弟的手心里了。
　　除去亲戚外，要好的朋友之间，正月里相互拜年的时候，也是短不了要给晚辈们压岁钱的。此时是绝不讲究“礼尚往来”的，给的人诚诚恳恳，收的人虽说有些圪歉，但也坦坦然然，用不着多想什么。
　　五
　　春节期间，亲戚和街坊邻里之间的相互走动，朔县人叫拜年。平时说“走动”这个词，一是指本意“步行活动”，室内室外的活动均可叫走动；二是指与他人的往来。比如说“我和老李经常走动哩，关系不赖。”一般来说，春节期间，人们根据各自的时间安排，从初二开始一直“走动”，到二月二前基本结束，比如“有心拜年，过了二月二也不迟”这句俗语说的就是这档子事。
　　我小时候，亲戚之间的“走动”，一般都是要带些东西的，以自制的吃食居多；朋友之间的“走动”，一般什么也不用带。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富裕了，到人家的门上“走动”，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都是要带些礼品的，品类之多，不可胜数。
　　总体来说，朔县人的嘴不甜。比如说，朔县人不会说“谢谢”二字，对帮助了自己的人，明明心里是感激万分的，可就是说不出“谢谢”二字来，外地的人对此甚是不解。探访缘由，不得而知，或许是水土的缘故吧。
　　拜年也是这样，明明是诚心诚意去给人家拜年祝福的，可是到了人家的府上后却又说不出“过年好”“祝你新年快乐”之类的温温馨馨的祝词。明明是自己的不好，翻过头来还笑话别人的嘴薄艳艳的就像镰刀片儿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80”后出生的人，学会嘴甜了。
　　然而，嘴甜了，相互之间的拜年活动却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二十几年前时兴电话拜年，前些年时兴短信拜年，近年来又时兴微信拜年，再过几年又要时兴啥法子，就难以预测了。
　　啊呀，步行拜年的时代大约是一去不复返了吧。抬头看看天，倒也依旧还是蓝圪盈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