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胜

　　一
　　腊八粥一吃完，我母亲就急着把西房里的一个大瓮和一个大坛“哼哧哼哧”地滚在南墙根底，然后再咬紧牙叉骨，两手向前平升,紧紧地抠住一个头号盔的盔沿，顶在小肚子上，吃力地半弯着腰搬到大瓮的旁边。
　　“妈——您儿做啥哩？我和您搬哇。”
　　“你可搬不动，比死人还沉哩。你爷爷买时咋不挑撒个轻身些的？”说着，母亲又重复着刚才的动作把另一个灰黄色釉面的盔搬到了南墙跟下。清洗干净后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蒸装了。
　　这些瓮、坛、盔我母亲至今还保存在小南房里，舍不得丢掉。瓮和坛都有一米来高、六七十厘米粗，是存放粮食的好家具，不怕潮湿而又保温保湿，只要盖好瓮盖，老鼠日能死也钻不进来。你可不敢小看这个瓮，能装一百大几十斤玉茭颗颗哩。头号盔有多大呢，比那个瓮粗一些，高大约有四五十公分，存取东西时，比瓮和坛方便、省力，这是盔的好处。在我的记忆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母亲每年要冻一瓮和一坛窝窝，一盔弧儿，一盔糕、三道子和少许的花馍馍。
　　在那个年月里，物资匮乏，粮食尤为短缺。城里人分“硬供户”（市民户）和农业户。硬供户每人每月28斤口粮，农业户每人每年三百来斤，蔬菜、副食少得可怜，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是缺粮户。我们家只有父亲是硬供户，母亲和我们兄妹都是农业户，供应的粮食显然也是不够吃的。但能蒸装下这么多的窝窝，一是母亲会裁缝，二是父亲会木匠，给人们做衣服、做家具，大多是有些微薄的收入的，三是母亲持家有方，到了夏秋两季，苦菜、茴白叶、萝卜缨就天天在锅里唱大戏，省下了不少的粮食。其实，那时的朔县人家，大都是这样的艰辛，一家不知道一家的困难。
　　二
　　破五过后，亲朋好友之间是要走动走动的，也叫拜年。一般来说，同在城里住的亲戚，初十以前就已经拜过了。乡下的亲戚进城拜年的高潮出现在元宵节期间，一来是拜年，二来是为了看红火，用乡下人的话来说这就叫“二股叉打老婆，一下顶两下。”
　　我的表兄表妹是下团堡村人，姨姐姨弟是马营堡村人，加起来有十四人。这两个村庄离城分别是十五里和十七里，徒步进城大约需要半天的时间。平时进城办事，多半是“打当天”，元宵节为了看红火，就只有住在我们家里了。
　　我母亲属于争强好胜的一类人，正月初三或初六领上我和妹妹回村给姥爷、姥娘拜年，同时也短不了去舅舅家和姨姨家去拜年做客。回城前，总是千相邀万嘱咐我的舅舅妗妗、姨姨姨夫他们全家人正月十五进城看红火。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奶奶爷爷两口人住着两间正窑外套一间正房，我们一家六口人住着三间正房。爷爷的那间正房一年四季闲着，只有到了元宵节才变成了客房；我们那三间正房，夏天两铺炕都睡人，到了冬天，母亲为了省柴炭，就又把我和妹妹撵到一铺炕上。冻了一个腊月的闲房子，冰窖一样的寒气逼人。所以每当过了正月初十，奶奶就响应母亲的“号召”，开始和母亲一起收拾各自的“客房”，主要是烧火，二十四小时不断火地燃烧锯末面。
　　那个时期，炭也有买处，但很贵的，人们只是在蒸饭的时候才舍得用炭，热饭的时候就用柴。我爷爷和父亲都是木器厂（玛钢厂的前身）的工人，那时厂里定时给职工发放锯末面票，锯末面上烧炕取暖的好材料，尤其是冬天里的冻锯末面，倒进灶火里一大盆，少也能着
　　个一两小时。就这样，到了正月十二，这两间“客房”也就烧热了。对此，我爷爷总是嘟哝着和奶奶说：“离十五还早哩，白费柴火哩。”奶奶听后小声地说：“不就是些据末面面，你说一两天光景咋能把这冷家烧热呀？你小声些好不好，不怕媳妇听见了不好看？你可小气死人啦。”也不能说全是爷爷小气，那些冻得像冰块一样的锯末是爷爷每天半麻袋半麻袋地从厂里背回来的，其艰辛与困苦奶奶是难以体会到的啊。
　　从正月十三开始，我的表兄姨弟们就陆续地开始进城做客了，到了十五的中午，来的客人多达十几人。浩浩荡荡的，俨然是一个小分队。
　　三
　　从十三中午开始，到十六元宵节结束，母亲是最高兴也最麻烦的人。高兴的是她的娘家人来啦，麻烦的是担心因照顾不周让娘家人不高兴，回去后数落城里的姑姑、姨姨是如何如何的小气。
　　一般来说，早饭都是一大锅玉茭面糊糊，一大尺盘腌咸菜，一大搪瓷盆冻窝窝和冻弧儿；午饭是烩粉菜、三白片子，主食是馏糕、馏三道、馏馍馍，十五的中午另加几锅煮饺子；晚上是玉茭面糊糊和冻窝窝、冻弧儿或者是粉汤汤和馏糕、馏三道等。
　　“娥娥，二姑给挟上，卬娃可不敢杀假哩。”母亲边说边给我的表妹碗里挟了半个冻弧儿。
　　母亲总是如此地热情，让了西家让东家，不时地让，唯独忘了她自己。有时候，等所有的人都吃饱放下碗筷后，锅里早已是空空如也了。母亲便倒上半碗滚水，泡半个窝窝将就了下去。那时候我们兄妹都小，不知道心疼自己的母亲，总以为自己吃饱了，母亲也就吃饱了。
　　那个时候，乡下人进城拜年，基本上是不空手来的，包二三十个白面的或荞面的冻饺子，另外再拿六七个花馍馍或几个冻窝窝。我的妗妗和姨姨就总是这样从不空手而来的。人家给你把饺子都拿来了，你不给客人吃一顿饺子似乎就有些说不过去，于是我母亲十四的下午就动员我奶奶来捏饺子，大约得
　　捏二百多个吧，晚上就一拍拍一拍拍地冻在院子里，十五的中午再一锅一锅地煮，来回得煮五六锅。我们和客人全都吃得满头大汗，此时母亲虽然轮不上吃，但她一个人又要拉风匣，又要下饺子，早已是汗流浃背了，但总是满面的春风。
　　四
　　客人来了，吃的还不是个问题，反正有那两瓮冻窝窝抵挡住了。最大的问题是铺盖的短缺。你说向邻居们借吧，平素还有可能，此时则是六月扇子一齐扇，口都开不了的。于是就穷将就，门帘当褥子用，皮袄大衣当盖子用，如果还不够，就干脆贴炕睡，褥子当盖子用算了。我们家元宵节每年来的客人都差不多，我们兄妹四人都睡在奶奶家，其余的三铺炕都睡满了人，所以来的客人总在十三四人的。
　　乡下人常常讥讽城里人小气，其实这是很不客观公正的。我们家还算可以，起码有两瓮冻窝窝，两间宽敞的“客房”，来个十几位客人还可以应付得过去。要知道，那个时期，能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家庭不是很多的。我小时候，有一户叫做武三先生的人家，租住着我家的一间西房，全家七口人挤在一铺炕上，翻身的缝缝也是没有的。武三的妻子也是乡下的人，即使是她的妈妈来了，也只能住一个晌午。对此武三大娘总是“无情”地对她母亲说：“吃了这顿饭，您儿就走哇，一是给您吃不起啦，二是没个睡处。”看似无情，实是无奈。
　　“白眼狼，嫁到个烂城里，就连你的娘也不认啦？”
　　“妈，我家就牛儿他爸一个人上班，每月供应的粮只能吃二十几天，又是寻房住院的，您儿说我不撵您儿撵谁呀？”
　　“她婶婶，没房也有没房的好处，我要是换成你，客人一来就是一大批，光景就散板啦。”武大娘每每这样和我的母亲感慨。其实，我母亲何尝没有同感呢，只是她的好强和好客鼓舞着她不说罢了。
　　来的客人中没有一个是奶奶的亲人，但奶奶比我的母亲还热情，洋溢着一脸的春风。然而也有不高兴的人，第一个不高兴的是我爷爷，他总是心疼我母亲的那些蒸装的东西，说什么“三天少说也把全家人一个月的口粮给吃完啦。”第二个不高兴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倒不是怕人吃，主要是休息不好，不管是木工的活儿还是铸工的活儿，都是极其繁重的体力活儿，休息不好是很痛苦的事，好在母亲装着看不见，向父亲说：“你就不能嘴甜些？过了十六，你再想留，人家也不在哩。”
　　五
　　正月十六一过，红火也看完了，客人也走了，瓮也腾空了，城里人的生活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仔细一想，朔县人把正月十五来的客人叫成“腾瓮队”实在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腾瓮队”大约一直存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1990年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我的表弟、表妹们还带着他们新婚的爱人来我们家过十五哩。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里的饭店多了，旅店也多了，乡村的公路也好走了，更主要的是村里人的钱也多了，摘掉“腾瓮队”帽子的时机也就水到渠成了。
　　新千年以后至今，每到了元宵节，母亲总会坐在炕上撅长脖子向外瞭，小花狗一咬，便慌忙地下地。我知道她是盼望当年“腾瓮队”的人来。
　　“妈——您儿是不是想念‘腾瓮队’里的人啦？”
　　“妈才不想呢，妈有自个的儿孙们在跟前，还用想他们？你说是不是？”
　　“妈——您儿不会口是心非哇？”
　　“妈才不哩！”
　　我知道，母亲多少是有些口是心非的，但她不敢说破口，我也装着糊涂不敢揭了母亲的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