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朔县人的心目中，腊月初八的红粥一吃，就拉开了年的帷幕，“忙年”便在紧锣密鼓声中进行着；大年三十的旺火一焰，年的钟声正式敲响，在以后的一个正月里，人们便沉浸在一片欢乐的祥和之中。
　　按说，元宵节过罢，年也应该结束了，可是朔县人偏偏又对年情有独钟，理由是“过不了二月二，多会儿也不算过罢年”。于是，二月二就成了年的压轴戏，其不少习俗流传至今，今天就先说引钱龙吧。
　　一
　　“欢欢儿睡，不敢叫唤啦，明儿早晨你大大得‘引钱龙’哩。”每当二月二来临的时候，四十年前二月初一晚上母亲催赶我们兄妹睡觉的声音就回荡在我的耳边。
　　二月二，引钱龙。这个习俗不仅朔县讲究，我国北方的大多数地方都讲究。那么，什么是钱龙呢？《汉语大词典》给出了三个义项的解释：一、传说中的一种龙。《南史·梁纪下·元帝》：“帝与宫人幸玄湖苑，复见大蛇盘曲于前，群小蛇绕之，并黑色。帝恶之。宫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钱龙。’帝敕所司即日取千万钱于蛇处以厌之。”二、指结成龙的钱串。三、财神。唐段成式《西阳杂俎·语资》：“马僕射既立勋业，颇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悦为钱龙，至今为义士非之。”元王晔《桃花女》第四折：“也不索家贮神龟，户纳钱龙。畅道术似君平，财如邓通。”
　　朔县人引的钱龙属于哪一种？当地老辈人留下来的说法即是《汉语大词典》解释的第一种义项——传说中的龙。
　　二
　　我的一位朋友说，钱龙既然有财神的义项，或许这引钱龙就是“引财神”。我以为这仅仅是一种臆断而已。一是朔县人“接财神”的日子是正月初二的清晨，而且流传已久，根深蒂固了。二是朔县人引钱龙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去年我在《蒸装》一文里说到，朔县人腊月里要赶制不少正月里吃的熟食制品，蒸的炸的，荤的素的都有。在蒸花馍馍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捏一个面龙，记得小时候，一看见母亲捏面龙，我和妹妹们好像是明知故问：“妈——您儿做啥呢？”
　　“不敢作声，妈在捏钱龙哩。”母亲一脸的虔诚，颇为神秘地回答，好像真龙就要下凡一样。明明儿是面龙，咋就叫成了钱龙？当时的心里很是不解，但面对母亲满脸的神秘，又只好把疑问咽回肚子里去。
　　一般来说，这个“钱龙”的剂量需要三个花馍馍的起面，捏成圆锥体的盘龙的形象，再在盘龙的身上用剪子铰两排鱼麟一样的三角形小口，随后微微向上挑一下，这个“龙”的形状就立起来啦。但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捏龙头，我们围在炕沿前看，母亲精心地捏：龙的角、嘴、牙、眼很快就在母亲的手下成型了。“能啦。”母亲一边说一边把一枚黄澄澄的制钱（如今制钱少了，就用硬币代替）含在“钱龙”的嘴里。顿时，这个“钱龙”就生气十足了。
　　“钱龙”捏好后，母亲就双手端在炕头上“兴一兴”，然后放进笼床里蒸。待出笼后，再给“龙”点上红色、绿色等颜色。此时再看这个“钱龙”，确有一番气吞万里的景象了。等凉冷后，母亲就双手捧着这个“钱龙”，轻轻地放在米瓮里，让“钱龙”好好地养精蓄锐，以期年后二月二的到来。
　　三
　　不知不觉中，二月二就到了眼跟前。
　　住平房小院的时候，朔县人家大都备有一两个水瓮，不管是井水还是自来水，都先担进瓮里储备起来，一般的水瓮能存放三担多水。朔县人过年的水瓮有个讲究：大年三十“接神”前担满水瓮后，一个月中只能续水，不能清理瓮底，需要一直等到二月初一的午饭后或晚饭后才可以彻底清理一次。
　　水瓮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是它把活水放成了死水，时间一长，瓮底就会泛绿毛，影响水质。应对的办法就是勤
　　攉水瓮，即是每隔三五天或六七天，把水瓮里的余水舀出去，擦洗干净。这种做法就叫攉水瓮。一个月不攉水瓮自然不卫生，但朔县人认为正月里攉水瓮会坏了一年的好运。于是，宁愿吃水不卫生些，也绝不能坏了全年的好运。说来也怪，那时从未听说过由于瓮里的水不卫生而致人生病的事。
　　我母亲一般是二月初一的午饭后就把晚饭的用水从瓮里攉出来，倒在盆盆里，然后便把水瓮扳倒平躺在地上，再把头钻进瓮里，清理得干干净净为止。
　　四
　　我十来岁的时候，朔县人吃的还是井水。我们十家巷口东侧操场街赵平义家的大门口就有一眼水井，供我们全巷和操场街、马神庙巷、砖窑巷的部分居民使用。平时拔水不算紧张，但到了二月二这一天就得排队了。
　　记得有一年，大约是1973年的二月二清晨吧，天还未亮，母亲就把我从盖窝圪筒喊起来：“赶紧些哇，你夜黑夜不是说要跟你大大引钱龙呀？”
　　“不着急，先穿好衣裳。赶得早还不如赶得巧哩。”父亲不慌不忙地接着母亲的话。
　　我急忙穿好衣服，在母亲给戴上小棉手套后，就睡眼朦胧地跟着父亲来到井台前，担水的人已经排了一大串，有的人已经架起担杖往回返了。此时，天黑得看不清人的面目，但担水的街坊们却相互打着招呼，盈满井台的祝福之声与井里罐头的碰撞之声扭在一起，脆铃铃的别有一番风味。
　　吃井水的年代，村里人用的多数是辘轳绞水，省力气，但一次只能下一个罐头适合一家一户或几户人家使用。城里的公用水井显然不适合辘轳绞水。朔县城里的四大井一次能下罐头好像有十来个吧。就我们用的这个井，并不算大，但一次也能下三四个罐头，也就是说同时可供三四个人拔水。
　　如今“80后”出生的城里人，大概已
　　不知道拔水是怎么一回事了，在此我想补上一笔：上井台担水，需要的工具是一条担杖、两只水桶和一个带一丈多长的大拇指粗细的麻绳子的罐头。一担水大约需要七八罐头的水才能装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朔县人桶担还基本上用的是木匠箍的制品，七十年代中后期铁桶才取代了木桶。
　　话不觉说远了，还接着说和父亲引钱龙的事吧。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我父亲终于拔满了一担水，右手拿着那个木罐头，担杖放在左肩上，一边猫腰勾起两只木桶，一边喊我回家。“大大，我给您儿拿上罐头哇。”
　　“赶紧回哇，怕你拿不动哩。”
　　我只好跟在父亲的背后欢欢儿地走。
　　五
　　我家的水瓮放在堂间。那时人们不富裕，家家户户的堂间不安电灯，对，是黑摸的。父亲担水回来后，母亲已把那盏煤油灯点亮啦，是墩在正面的大红洋箱上的，放射着暖融融的光芒。
　　此时，母亲早已把那个面捏的“钱龙”放在了水瓮的半个盖子上，只见“钱龙”的脖子上栓了一根鲜艳的红头绳。
　　“你先把桶担放下，卬还没放镚镚哩。”母亲说着回屋里取出一枚崭新的“二分“钢镚溜进了水瓮里。同时笑着给了我一板子鞭炮和三个大麻炮说：“赶紧给妈出院响去，你不是说要引钱龙呀？”
　　“啪啦啦”“咚——当”几声脆响，二百响的小鞭炮和三个大炮转眼之间不见了踪影。
　　等我回家后，母亲急着对父亲说：“能啦，赶紧倒哇。”
　　“刷啦啦”一声响，父亲把一桶水倒进了水瓮里。
　　“闹好啦，钱龙引回来啦。赶紧再去担哇，今儿可得担满水瓮哩。”母亲十分满意地“命令”着父亲。
　　六
　　朔县城里大约是1974年开始用上自来水的。当时的自来水塔就建在紧挨着南城门的城墙上，水质十分甘甜，比我们巷子口头的井水好喝多了，熬出来的小米稀粥也好像闪着金光一样。
　　然而，城里一开始的公用水房较少，我们巷子里的人担水需要到东大街的大寺庙门口或北大街与操场街的交叉路口上，来回一趟大约一里地还多哩。遇上引钱龙这一天，担水的队伍排得比巨龙还长，再加上此时水龙头里出来的水连驴子尿得急也没有，往往是五更天就排上了队，到了早上七点多了，也顶多能担回一担水来。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了人们引钱龙的高涨的热情，早晨要是担不满水瓮，中午接着担，直到担满为止。用我母亲的话说，这才叫圆满、顺当哩。
　　大约到了1990年后，朔县城里的自来水开始走进了居民的小院，吃水条件大为改善，再也不用排什么队了。二月二引钱龙就是一件很得心应手的事了。虽然说用不着早起排队了，但人们依旧起来得很早，大炮似乎响得比七八十年代更早了、更多了。因为九十年代与七八十年代比，人们的生活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如今，朔县早已变成了朔州市，平房变成了楼房。水龙头已接在了厨房，引钱龙就更方便了。然而，当年井台上、水房前担水引钱龙的乐趣却没有了，年轻人的家庭大概也不再捏什么“钱龙”了。我妻子传承了我母亲的做法，年年“蒸装”的时候都要捏一个“钱龙”，等待着二月二的到来。
　　时代在变化，习俗也会发生变化，今年的二月二尚未到来，回想往年的引钱龙，从清晨此起彼伏的震耳欲聋的花炮声中，我们依然听出了朔州人对这一节日的无限的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