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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3年03月25日 上一版  下一版
迟到的追思
——我所了解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贾春太(中)
文章字数:3377
  ●齐凤翔
  我曾回望过往,把1980年自我确认为人生幸运年,有几件大事装点了我的生活,但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结识了老贾。在工作、处事、生活上,我都得到了他的提升和管护。当婚的1981年,我和爱人领了结婚证后四处租房无果。一位热心人给我出主意,找老贾发话,占用《山西日报》和山西电台驻雁北记者站的一间房子给我们做婚房。这间房子就在我们办公室的对门,里面放了半地旧椽木,还有一块大帆布做成的苫布。我跟老贾提出请求后,他十分爽快而简洁地回应:“行!”我们自然发疯般地兴奋,两口子利用一个半天半个夜晚,把带土的椽木靠着东墙摞起来,再用苫布盖住。
  虽家徒三壁(另一壁已有了椽木),但终于有了安身的窝。知道我们收拾好了,老贾决定要参观一下。他进门一看那景象,不禁面露惊讶:“这怎么行?快把这烂东西扔出去!”说实在的,我们虽嗅到的是细尘味,但心里已特别满足了。我又担心节外生枝、引起谁的不满来,给老贾找麻烦。谁想,老贾再二话不说,揭开苫布,拉起一根椽木就往外走,扔在了院里。见老贾这样,全报社的人都学着他,不费一袋烟工夫,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清理完毕。紧接着,老贾又嘱咐财务室,当月开资时每人扣下5毛钱,为我们购买礼物。老贾又说,这里数他的工资高,扣上1块。很快,我们就收到了搪瓷碗、水(暖)壶等礼品。
  我们头一天在一个锅里搅稠稀的时候,饭熟了才发现没买筷子。我到隔壁要子瑾家里借两双,他说:“还借啥?拿上三双吧!以备来个客人啥的。”就这样,一个无产者的家庭诞生了。从此,只要在家里吃饭,我必用那个搪瓷碗。多少年了,烂了补,补了烂,烂了再补。我始终使用着。一个不起眼的搪瓷碗,装满了当年以老贾为代表的雁北报同仁们对我的恩德。它甚至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多少年以后,那个热心人诡谲地对我说:“我看你愣不悻悻的样子挺失笑,本想着老贾会骂你一顿,结果反倒得到了房子!”“不管怎样,我都感谢你!”我笑着,回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我开始编版不久,因吃不准版样字数与稿纸字数的微妙关系,给拣(排)字师傅带来不便,受到个别师傅的冲呛。老贾知道后,一次编采协调会,他破例要求报组拣(排)字师傅参加。会上,他特别介绍了我:“这是新来我们报社的小齐,他是山药蛋派。今后咱们的文字要向他学习!”
  从此,再也没有师傅跟我发生不愉快。多少年以后我才悟出来,那是老贾十分艺术地为我解围。我常听人说,老贾在背后讲我救人的故事。每每向人介绍我的时候,首先说说那件事。一度时期,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塑造我的人品人格,为我构建通往坦途的桥梁。
  他在生活圈里呵护我,在业务上则是严之又严。记得在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我接受了写一篇社论的任务。我想趁此踢个飞脚,露露才气。于是别出心裁,论道说理完全运用文学的语言。下午下班时老贾向我索稿,说要看看。那时办公区全是平房,我佯装到院里散步,实际是看老贾办公室的灯什么时候灭。
  如果灭得早,说明我的稿子用不着怎么修改;反之,就证明写臭了,老贾在动大手术。好长时间没见动静,直觉情况不妙,我便躲回宿舍等信息。过了好长时间才听到老贾的脚步声,紧接着听到他从我们办公室门底缝往进塞稿子。估计老贾走远了,我才惴惴不安地来到办公室看稿子。我的天,老贾用红毛笔把我的蓝色钢笔字删的只剩下半句话:“在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到来之际,”然后就在空白处用行草体重新写了一篇社论。我生怕工人师傅发现了这个秘密,连夜工工整整地把稿子重抄了一遍,趁黑把版样塞进拣(排)字车间。
  之后,我有好几天羞于见到老贾,总是借故躲着他,惶惶然等待他在评报会上的厉声批评。这天正好跟他打了个照面,实在躲不远了,只能到他的办公室听数落。“社论是代表地委和行署表态的”,他开门见山,“要突出指导性和指令性,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干什么怎么干,一定要讲清楚,不能只玩华丽的文字游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关于言论的写作理论。我这个家伙属于宁要面子不要命的角色,其实当时连通讯和消息也分不清,但从来也不敢问别人,怕人家小看,而那时想买本专业的书也买不到,只是在工作中“耍品”。老贾虽然没有公开批评,但我在羞愧中奋起,在言论写作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待我担任了总编辑、社长后,写过不少言论包括社论。这是后话。
  这次露怯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不成功的采访,差点在老贾面前把嫩脸丟尽。社论没写好就拣自己拿手的来,自告奋勇去写报告文学。由于野心太大,想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第二,结果写出近两万字的稿子交给老贾,可他看后没表态,既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把稿子放到我办公桌上,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我那种尴尬真比挨一次痛骂更难受。
  吸取这几次教训,我变精了,一是再不敢没把握地揽“瓷器活”,二是写不出上好的作品再不交给老贾看。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瞎猫终于逮到了死耗子。那是一次探家的时候,到本家哥那里闲溜达,比我母亲岁数还大的老嫂子向我讲述了哺育养子的故事。她边讲边哭,言至情深之处,我也由不得自己,陪着她排排场场地边听边哭。本想以他们的故事为素材写一篇小说,结果刚凭记忆整理一个粗线条的东西来,还没结尾,便止不住地落泪。感动我的不是我写得怎么样,而是我写的事件有品相。这么好的素材还写什么小说,就以新闻报道出去也许影响会更大。我便一鼓作气,写出了长篇通讯《金子般的心》。
  还是在一个下午的下班时间,我把这件作品交给老贾,请他斧正。稍许,我以到水房打水为幌子,路过老贾的办公室门口察动静。只听到老贾吸溜吸溜地“嘿呀”了一声。我想有戏,他也被打动了。当他把稿子还给我时,看到左上方标有“速发”!那隽秀的红笔行草让我斗胆问他:“发表时能不能署个本报记者?”“能!”老贾曾在评报会上批评一些稿子质量不好,提出:“像这样的作品,以后就不要署本报记者,就署你自己的名字。要坏就坏你自己的名声,不要坏本报记者的名声!”所以必须向他请示,顺便探探他的认可程度。后来,我又把这篇稿子寄往《山西日报》,该报又改标题为《反哺》,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发在《黄河》副刊的头条。从此,我的采写再没失手过。要说我在新闻特别是通讯的写作上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绝对是让老贾“逼”出来的。
  老贾在业务上严要求,在修为上更是严己亦严人。他没有收礼的习惯,即便是参会发个小包包,他也送给了别人。有一年的新年前夕,他的几个晋南老乡到他办公室看望,放下两包闻喜煮饼。单位开迎春茶话会时,他就把煮饼拿到会场,让众人尝了稀罕,也未给他的小女儿留下一小块。他要求我们,下乡用餐必须交钱交粮票,不能边采访边采购,坚决杜绝一切以稿谋私行为。
  尤其在发稿问题上,卡得更严。有位同志在修改通讯员的一个小稿时“不小心”连自己的名字也署上了,他当众当面痛斥:“这是文贼!道德问题!”他不允许别人的稿子后面联署他的名字,从来不侵犯别人的劳动成果。倒是他写稿总要把同行下属的名字署上,而且要署到他的名字前面。知道了这些规矩后,我从不敢轻易地编发熟人的稿子。凤舞擅写也喜写,我照样更加严拒。其稿子见报都是通过他人之手。老贾曾提拔过许多人,从没听说过他得过谁的什么好处。
  我26岁那年被任命为总编室主任,任前连一点迹象都没有,老贾那里更是没透露出半点音讯,更没让我领情什么的。直到开会宣读地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时才知道,我这个无依无靠无学历的人竟然能安上这么重要的“翅翅”。我当时到他那里辞职,言明想搞文学创作,能不能做些空闲时间多的工作。再说,这个职务我也不胜任。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讲,在报社,搞新闻是正业,写小说是副业,要分清正副。再说,同是文字工作,在哪个行业能做出成绩也算成绩。至于胜不胜任,只有干了才能知道。我再不敢“大摇大摆”地创作,只能在繁忙的编务后偷点闲。在这个任上,我真还干得小有声色。
  后来细想,不是我有本事,离开老贾等领导的支持与指教,我什么也不是。有他这样的背景,他的儿女也没弄个什么科长局长的干干。尤其是他的儿媳毕业于清华,父亲又是雁北地委执掌重权的领导,但她到逝世时连个副科也没当过。在雁北,在新闻圈内,说起贾春太这个名字来,基本就是清廉和正义的象征。早在1989年的全省“两会”上,作为省政协委员的老贾慷慨发言,怒斥买官卖官行为,强烈建议反腐败。试想,那个时候就按照他的建议做,风气一定不至于差到哪里去。他的要求有时似乎不近人情,但按着他的理念行事,绝对不会走上错路。他甚至主张大年初一不要相互拜年,认为那样太累、很庸俗。
  压题图片 马占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