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不抬头天不雨。不要说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了，就是到了科学迅猛发达的今天，天若无雨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为了让龙迅速抬头，迅速给大地行云布雨，朔县人在二月二这一天除去“引钱龙”“剃龙头”外，还有其他讲究。
　　一
　　我小时候，朔县城里人已经用上了电灯，但停电是家常便饭的事，因此煤油灯还是一个香饽饽，想离也离不转的。记得有一年的二月初一的晚饭后，母亲就匆匆地洗涮了碗筷，从堂前的洋箱里摸出一个捻线骨碌儿和一小包棉花圪蛋放在锅头上，然后再把煤油灯竖子移到当炕，盘腿坐在灯盏前开始捻线。
　　捻线骨碌儿是一种最小型、最轻便的捻线工具，结构十分简单，底端是一个瓷窑里烧制的比算盘珠子大一圈的圆形瓷骨碌儿，中间开一个小孔儿，上面栽一根一尺多长的织毛衣针粗细的竹竿或木杆。捻线时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竹竿的顶端，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棉花搓成一圪绺，缠在竹竿下中间，然后，左手拧杆杆，悬空而转；右手续棉花，三指并用。如此反复，棉线就缠在了杆杆上。
　　灯竖子一般有一尺把半高，底端是一个或圆或方的造型美观的木台墩，大约有二三寸厚，中间栽着一根扫帚柄粗细的木杆，顶端撴着一个装油的灯盏，讲究一点的灯竖子大多还配戴着一顶纸糊的将军帽，用三根铁丝或三根细木棍从灯盏的下端撑起来，离灯盏约有一尺高，既美观又挡住了烟煤的污染。
　　煤油灯下母亲捻线的形象映在炕头的墙上，一闪一闪的，如今想来，好似看着黑白电影一样。“妈，您儿这是做啥呢？”我的大妹妹翠旦问。
　　“捻‘顺气线’哩。”母亲微笑着回答。
　　母亲把捻好的线从捻线骨碌儿上退下来，双手捏住线头蹬直了一比划，大约有二尺来长，随后用上下牙咬住，右手用力一拽，如是十来次，便有十来根长短相仿的洁白的棉线铺在了炕上。
　　“妈，我给您儿取剪子哇。”
　　“可不敢，今儿忌针哩。”母亲边说边从炕上抽起一根线，折回来分成六等分拧成一根松松的麻花状的线，再用桃花色的颜料每隔一指头染一下，转眼之间，一根红白相间的线线就摆在了炕沿上，虽然煤油的灯光有些暗淡，可是桃红的颜色依旧耀眼。这就是朔县人二月二要戴的“顺气线”。
　　顾名思义，“顺气线”意喻全年万事通顺，心平气顺。所以二月二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戴“顺气线”：每人的二道扣门上戴一根，大门上一根，家门上一根，锅头上方一根。也有的人家讲究见门就戴，那就得多捻几根了，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坚持到了如今。
　　说起“顺气线”，“文革”期间被视为是封建迷信，人们不敢光明正大地戴，要藏在衫子的里面。1977年以后，所谓的“迷信”不攻自破了。“顺气线”在颜色上有染桃红的，也有染大红的，随人的喜好而定。我母亲是“桃红派”，至今不改初衷。至于说“顺气线”要戴多长时间，没有固定的规矩，一般是能戴多长时间就戴多长时间。假如戴上没几天就丢了，也不用再补，随遇而安。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营生忙了，“顺气线”就直接用棉线染，捻线骨碌儿也就慢慢消失了。
　　“顺气线”不仅是给人戴的，而且也是给龙戴的，只有龙的气通通顺顺了，才有精神给人间适时布雨。再者，我们是龙的传人，人戴上了，龙自然也就戴上了。
　　二
　　二月二吃啥饭？大清早晨跌鸡蛋。
　　跌鸡蛋就是外地人说的荷包蛋。1978年以前的二十来年，国家穷、百姓穷，想吃一个跌鸡蛋，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只能等到二月二这一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几年不用说了，市面上的鸡蛋怕是连个影子也见不到的。后来宽松了，养鸡没人管了，但养鸡的人还是舍不得自家吃，积攒起来卖掉，换几个急需的盐碱、酱醋、纸笔钱。
　　“还有这事情？爸，您儿不是说家家穷得要命，那鸡蛋又卖给谁啦？”“80后”出生的女儿自然不知道那时的现状，于是便睁大眼睛怀疑着问，好像我是在骗她一样。
　　相对来说，哪个时期也有比较富裕的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铁路工人就是一个比较富
　　裕的阶层，朔县人的鸡蛋大多就被他们买走了，当然还有少部分买主是县里的干部和工人。
　　1974年，我母亲就在院里养了七八只芦花鸡，目的就是为了卖钱，平素舍不得给我们吃。那时的人穷，鸡儿的饲料连糠食也不充足，全凭散养在院里打野食、吃虫牛。所以那时的鸡多半是正月里才开始下蛋，一只鸡一个月能下二十来颗蛋就很了不起啦。
　　就依1974年来说，到二月二，母亲已经攒下了多半盆鸡蛋，但每个人只能“供应”两颗，那时我弟弟还小吃不了两颗，母亲就匀给父亲一颗。我们全家六口人，十二颗鸡蛋，自然吃不饱，只好再搭配几个窝窝。
　　“明儿早晨你吃了你妈妈的鸡蛋，就赶紧来奶奶家，奶奶还给卬娃留着一份哩，可不敢和翠旦她们说呀。”我是奶奶爷爷的“掌上明珠”，老俩口常常喜欢做这些不得人心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还没吃完碗里的那两颗鸡蛋，奶奶就开始在我们家的窗前忽绕了，但又不敢进家叫我。
　　我呢，心知肚明，嘴里含着第二颗鸡蛋，慌忙跳下炕，贼也似地跑到奶奶家吃独食。“你说那老汉，给娃吃五颗没事哇？”奶奶问爷爷。
　　“我看不怎。先给舀上三颗。”爷爷眯着眼说。
　　一口气吃完这三颗后，奶奶二话没说就把早已舀在大铝勺子里的那两颗倒进了我的碗里，得意地说：“卬娃到底长大啦，比你爷爷还能吃哩。回去可不敢和你妈说吃了五颗，就说是三颗，不，就说是两颗。”
　　等我回家后，翠旦早已嚎成了一圪蛋，母亲便满脸不悦地骂：“真妨主，想偏心就不要叫人看见。从那学来的方儿，妨主死啦！不敢嚎啦，小心不大会儿上学冻了脸哩，明儿妈再给卬娃跌三颗，对啦，半颗也不给你哥哥吃。”母亲一边骂着奶奶“妨主”，一边哄着妹妹破涕为笑。
　　吃了七颗鸡蛋的我，虽说没被吃得趴下，但有好几天食欲不振，打起饱声来，满嘴满嘴的鸡糖屎味道，竟至于在以后的四五年时间里闻到跌鸡蛋味道就心翻得想吐。
　　朔县人二月二跌鸡蛋，美其名曰“咬金咬银”。在那个贫穷至极的特殊的年代里，它是人们对财富拥有的热切呼唤，所以二月二家家户户跌鸡蛋就像过年垒旺火一样普遍而又兴奋。而今，人们的生活好了，二月二跌鸡蛋的习俗反而有所弱化。
　　三
　　但凡传统的节日，愈是隆重，愈是讲究饮食；饮食愈讲究，节日就愈显得隆重。在二月二的中午，朔县人讲究吃擀豆面。
　　擀豆面，如今算是朔州的一种小吃，小饭店里有，街上也有卖擀好的生面的，平时一斤五六块钱，去年和今年的二月二都涨到了十元。
　　擀豆面的主要原料是豌豆。豌豆也叫“小寒豆”“淮豆”“麦豆”，古称“毕豆”。喜欢凉爽湿润的气候，耐寒，不耐高温，朔县的暖崖、利民就是这种气候，盛产豌豆。豌豆开着白色或紫色的小花，十分惹人喜爱。豌豆生长期不长，属于小日期植物，花开得热烈而又匆忙，常常是花瓣还未全落地，豆荚荚就已露出了角角，一天一个样地疯长，等到籽实有了面（灌了浆），摘下来就可生吃，水灵灵的、甜滋滋的，再等籽实饱满煮着吃，豌豆独有的芳香沁人心脾。
　　豌豆加工成面粉不像玉米直接上磨一样简单，记得小时候，大约是1974年前后吧，父亲买了20斤豌豆，母亲先把豆子放在大簸箕里簸去圪茧、捡出泥沙，再用滚水浸泡半天，人们叫“淘豌豆”。豌豆晾干后，再掺上四五斤红豆和四五斤小麦，等待上磨。
　　1974年，朔县已经有了电磨房，但母亲认为电磨推豌豆太损面，要用自家的小石磨推才好。我家的小磨大约有四十厘米粗，安在奶奶家的堂前。推的时候常常是奶奶和母亲一齐上阵，婆媳二人的头上都扎紧了头巾，好像去打仗一样。
　　“哧啦啦——哧啦啦——”奶奶一边用左手把豌豆溜进磨眼，一边用右手握着小石磨反复地转着圆圈。
　　这时的豌豆大约粉碎成四六瓣就行了，朔县人叫“砬豌豆”。豌豆大约砬下两碗后，奶奶就双手掬在升子里。这时，母亲的营生就开始了：她先在地下铺好一张牛皮纸，把四六瓣的豌豆倒进粗箩子里筛面，然后把箩子里的豆瓣倒进簸箕里出院簸了皮，再把这些簸好的豌豆瓣倒在大盔里，用热水浸泡片刻，捞出来后控干水，平摊在地下或炕上的一张油布上晾。这个过程朔县人叫“粉上”，也就是让风吹干的意思。
　　大约两三天“粉好”后，母亲和奶奶又一次合作起来，依旧使用自己的小石磨推。
　　“哧啦啦——哧啦啦——”小石磨均匀的鼾声又一次回到了我的耳畔，仿佛就是昨天的声音。等到这20来斤豌豆箩成淡黄淡黄的面粉后，奶奶和母亲的眉毛和睫毛早已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面霜，远远望去，就像两个面人人一样可笑。
　　四
　　制作擀豆面比制作白面面条费工夫得多。和豌豆面加水前，面里需先加一种叫“面丹”的粉剂，大约一斤面加半调羹即可。加“面丹”的目的是为了面软和、能擀长。
　　擀豆面需要有一个大大的案板和一个长长的擀杖。擀杖有多长呢？大约有八九十厘米到一米长，比普通的擀面骨碌略粗一些。朔县有句歇后语：“当院立擀杖——四面无靠”里的擀杖就是这一种东西。由于擀杖长，擀面的人只要有力气，想擀多宽就能擀多宽，想擀多薄就能擀多薄。记得小时候，母亲擀出的豆面就像一张四尺的整张宣纸，薄如蝉翼，上面撒上一层干面后，折叠成16开本子大小的一摞，然后用菜刀切成面条形状，用五指抓起一绺，轻轻地上下抖几下，抖掉上面的干面，下锅煮熟，加上调料即可食用。
　　擀豆面由于气味独特，小时候的娃娃们普遍不爱吃，我们兄妹们就不爱吃。这时候母亲就吓唬我们说：“今儿是二月二，龙抬头哩，吃擀豆面就是挑龙尾哩。”
　　“妈，啥叫‘龙尾’呢？”
　　“‘龙尾’就是龙尾巴。龙尾要是挑不起来，龙头就抬不起来；龙头抬不起来，天就下不下雨来；天下不下雨来，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欢欢儿给妈吃哇，慢慢儿就好吃啦。”
　　还真是这个样，慢慢儿的，擀豆面果然好吃了。长大后吃擀豆面，感觉比白面要好八倍也不止哩。外地人也是这样，开始觉得朔县的擀豆面不好吃，吃的回数多了，便赞不绝口。
　　二月二吃擀豆面就是为了“挑龙尾”，这是“助龙抬头”的可靠措施。吃了这碗擀豆面，人们的心里顿时豁亮了起来，心目中的那条龙仿佛生了翅膀一样，飞上了苍穹。
　　等着瞧哇，又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