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凤翔
　　老贾的严是出了名的，但他的宽也是少有的。当他觉得哪个同志业务成熟、翅膀变硬后，便交给一片天空让其自由翱翔。报纸变成日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当时，我承担的是版面和标题的改革任务。经过多方学习与研究，我提出了版面设计要遵循基本栏挂帅和黄金分段法。老贾立马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让我在全社编采人员会议上进行了讲解，使这种设计方法在全社推广。一度时期，省内省外的一些地市报纷纷前来取经。老贾等领导便把我推到前台，让我介绍版面和标题的改革情况。
　　我知道，这是在树立我的业务威信。每每向他请示，他总是那句：“你看着干吧！胆子大一些。”在具体编排制作等技术层面上，他甚至允许出错。尤其是标题制作上没少给他找麻烦，但他从来不粗暴否定，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生怕挫伤我的积极性。在编发一篇反映左云县上张家坟村靠改革走向富裕的稿子时，我大笔一挥，将好好的原题改成了《上张家坟人肥痛了》，发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倒是生动了，但受到行署秘书长王化文的批评。这一事件，直到他仙逝也没跟我说过。是去年化文先生跟我聊起老贾的优秀人格时，不经意间说出来的。类似的黑锅，老贾还不知替我背过多少回。反正遇上什么麻烦，有老贾挡着、抗着。
　　最叫我刻骨铭心的是，海南建省的1988年隆冬，《海南特区报》聘我去那里上班。接到聘任电报的当晚，老贾和他的夫人黎阳老师来到我家，既是祝贺，也是道别。当他们看到我时年75岁的老母亲十分伤感的模样，便耐心安慰：“这是件好事！他还年轻，到那里比在这里有出息、有前途。”母亲则表示，她就要儿子，出息不出息不在乎。老贾显然红了眼圈，说我去了海南，家里有什么事就吭声，他们可以帮忙。他见我神情恍惚，便嘱咐，那里好呆就呆，不好呆就再回来，这里的大门永远大开着。实在不行，就当旅游，不管怎样去走上一趟。
　　当时的情境至今历历在目，亲人之举啊！目不识丁、终身为农的老母亲并不知道，眼前与她絮絮叨叨的两位人士极不普通：老贾虽是高小学历，却是了不起的业界奇才，他是解放初《山西日报》驻晋中记者站的站长，采访报道过大人物，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殊荣；黎阳老师是北大的高材生，是三名《中国青年》杂志创办者之一，毛泽东主席曾垫着她的肩膀为她题名。特别是老贾，当年冒着坐牢的风险，与副社长王生明共同签发付印载有纪念周总理文章的报纸。要不是他们的人生波折，连见他们一面恐怕也很难。后来我多次给老母亲讲他们的身份、故事，她似乎并不关心那许多，只知道他们是好人。“你好命！遇上了那样的贵人。好好对待人家！”弥留之际，老母亲说。这是老人留给我最重要的遗嘱。
　　有人曾以敬重的口吻说老贾太倔，递不进人话。我觉得，只要我们给他递的是人话，他就能听得进去。有个人要往报社调，但原单位有人说了不利的话。我跟老贾讲，业务单位业务很重要，据我对来稿的考察，文字不错。至于其它，单位有制度、有办法校正不良，发挥其专长。果不其然，这人到位后，出手了不少像样的作品。
　　世事变迁，总有人各东西时。退休的那年，老贾调往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任驻会副主席。后来，他又把手续办回《大同晚报》（原《雁北日报》）。而我调往新建市朔州。人虽分开，反倒交往甚于以前。他退了，我再不用操心觊觎之误。从此，以前向来不登他家门的我成了他家的常客。而且，自这一年起，每年中秋春节前，我都要依例慰问。即便带点小礼物，一进家门就抢先说明：这是我的工资、稿费买的，干净！星期天，我就去看看黎阳老师，帮她干点小家务。感谢现代化的应时到来，我和老贾经常电话联系，说我的家事、公事。有倾诉，更有请教。
　　有句俗语：一辈子离不开个老掌柜。这大概说的就是我这类人。大凡所询，只要老贾肯定的，我就照做；他要吃不准的，不管压力多大我也不做。1989年3月20日，我应邀设计编辑了朔州的第一张报纸，属首届“两会”特刊。由于没有刊号，老贾给我出主意，报头做成《朔州通讯》。内容主要是会议消息和新当选的人大、政府、政协领导人的简历。版面设计上大胆使用了花线和深浅网线，显得端庄而不失俏丽。报纸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选举出的市级领导其规格还够不上介绍简历，版面也有点花哨。老贾则给予充分肯定：“市民们有权了解新领导的情况。至于版面，是端庄活泼，绝不是花哨！活泼一点更能增强宣传效果。”从后来的技术走向看，那张报纸有不足而无夸张。
　　朔州建市当年，有人担心资金紧张，不宜着急办报。老贾给我出主意说，跟领导讲，给政策就行，资金可以通过广告经营和开办别的企业来解决。让领导打消顾虑，先把摊子建起来再说。于是我就照此起草了一个办报设想，引起市委重视，7月份发文成立了报社筹备组，由王品中同志和我负责。2002年我担任总编辑快一年时，市委领导指定让我采写一位典型人物。采访当夜，我给老贾致电汇报并求教。主人公的事迹特别感人，我想以此拿个中国新闻奖，但字数要求3000，又不足以深刻反映其事迹。
　　老贾说，你写稿是为了表现先进，不是为了拿奖。目的要正、要明，字数长点好。听他劝，我写了近两万字，几乎是伴着泪水写成的。投寄到新华社后，改题为《待到梨花烂漫时》，《人民日报》采用于要闻版头条，《山西日报》以《殚精竭虑写忠诚》为题发在头版头条。这篇作品获新华社国内部优秀新闻作品奖，且在20篇作品中排名第一。2003年第五期《中国时事界》公布信息并配有评价文章，称其“作为通讯员来稿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头一回”。2005年我被山西省首届特殊人才评委会授予正高职称，是与之分不开的。
　　在工作上，老贾也给予了我教父式指导。在我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时，他经常提醒我，千万不要越权；在我担任了党委书记、社长后，他则要求我一定要把权力分配给分管副职，让他们有职有权。尽管我一一照做，但总有不尽人意处。那一定是我的水平赶不上趟，老贾的指教没有错。那一年，我力主为建立了劳动关系的临时工缴纳养老保险，却遭小字报的恶意围攻，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我为此特别苦闷，就给老贾打电话述说。老贾十分动情地说：“临时工也是人。你做的没错！谁要是公开发灰，老贾去帮你！”
　　我常想，跟老贾相处，必须要有一种底气，那就是要清正。不然，他压根就瞧不起你，不管你多有权势，都不会正眼看你。2008年，我担任了山西省新闻系统高级职称评委，感觉压力好大，弄不合适，就无法再登老贾的家门。事后他肯定要问个所以然，让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他又是顶级内行，只有用权威的职能做出权威的事，他才认可。
　　以后与他多次谈及此事，我自感几项能说得过去：一是没给我哥和我爱人评；二是与其他评委沟通，为有能力无学历的《太谷报》社社长破格评上了正高职称；三是积极引导，为因答辩时紧张而几年都未能通过的一位新闻博士顺利晋升。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礼。这几项果然傲气地通过了他的“验收”，成了我在他面前逞能的得意之作。他听说我在朔州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且“出无车”“食无鱼”，欣喜地笑了，显然舒展了眉头，笑得再无担心、再无挂记。
　　我很渺小，但一刻也没敢忘记向老贾看齐，一刻也不敢给老贾脸上抹黑。那年单位集资建房，投很少的钱就能换取很大的利，但我没有要。我跟老贾交流，他说：“你做得对！”我儿子结婚小操小办，应付了一下“亲朋舆论”了事，且向市纪检委做了申报。前几年我母亲等三位亲人相继去世，都丧事从简，不声张，不收礼。老贾知道后，自然是一番充分肯定。被他认可，比给我评个劳模也兴奋。
　　多少年来，我和老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忘年交。他的儿子比我大一岁，我们自然是同代交。我儿子和他孙女续辈交往，以兄妹相称。就在老贾兼任《课外活动报》总编辑的时候，选发了我儿子的一篇作文，并发给了《小记者证》。结果，我儿子上研究生时学了新闻专业，现在也成为一名党媒记者。在老贾面前，我们两代人受益。只是出现了一个差辈的称呼，有趣至今，还未正式改口。当年第一次见他女儿的时候，在他们的引导下称我“小齐叔叔”，而他的孙女也理所当然地称我“小齐叔叔”。年近古稀的我听到这种称呼时，往往要涌上一种有趣的憨意。我儿子大二的暑假，应邀到他儿子家里做客一周，受到了父母般的另一种教益。
　　与“阳”为伍的初期已临近年关，虚弱的我身处外地，整天盘算着怎能回到大同去，慰问并再次享受“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谁知道盘来算去，面对了无法面对的事。没有老贾的大同我还怎么回去？踏上那片热土时心还能热吗？反正腿注定是要软的。也痛恨我自己，中秋前慰问他，把时间选在了中午。为让他午休，我过早地离开了。他执意要送我进电梯，“让我再瞭一瞭你！”竟然成了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电梯下行，我的鼻梁酸了。那微蹙的眉头，微张的嘴，还有那张瘦憔的脸，微微挥起的那青筋暴突的手，永远定格在了那个16层的电梯门前。
　　我只能给我情同手足的老哥、他的儿子贾潞打电话，替我送上一个花圈。“不行！他有遗嘱，不准搞那一套。”原来，他早就写好了遗嘱，逝世后不许通知任何人，不换衣服，不擦身，立即火化。他还立下字据，病危不抢救，为医生开脱。若得了癌症，不做手术，不化疗。他特别嘱咐将他和黎阳老师的骨灰都撒了。他把后事安排得如此轻松，倒好像要去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样随意，那样豪迈，简直让死神也束手无策。更让人不是滋味的是，他自拟了一份《讣告》，说是要以此创新这类文体的写法。在业务上一辈子提倡创新的他，要创这种新，他心坦了，让别人心酸了。天哪，亏他想得出来的。我强烈提醒贾潞，别的就依他吧，万万不能撒掉骨灰，我的情感上无法接受。我的这位小老贾哥终于听进了我的话！
　　老贾虽已93岁，但在我的感觉里，却相当于他的英年早逝。我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写下这些迟到的文字，献给那个叫你无奈、叫你敬重、叫你心疼的早已被神化了的老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