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兔年正月的那场大雪后，朔州大地银装素裹，虽说天寒地冻，却也心旷神怡。闲着无聊的我，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心想，干脆再回十家巷看看吧。其实，自拆迁后的三年来，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来过这里了。
　　一
　　十家巷地处崇福寺背后的东侧，前临操场街，背靠北城墙，是朔城区的一条小街巷。这条巷子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分别排列着5个大院，当初共住着10户人家。十家巷由此而得名。
　　如今说的朔州老城，是元朝至正末年因兵少城阔不易防守，开始取古马邑城东南一角改建的州城，工程尚未竣工而元朝已经灭亡。明洪武三年（1370），郑遇春奉命开设朔州卫，继续施工，砖碹四门。到洪武二十年，砖包城墙竣工。缩小后的朔州城，占地面积将近一平方公里。
　　过去的朔州人有“宁住庙前不住庙后”的讲究。崇福寺是朔州城最古老、最宏伟的寺庙，因此，朔州过去的老财大院没有一家是建造在崇福寺背后的，即使是平民百姓，但凡有点力量，也不愿意居住在庙后。大约到了清代光绪中后期，随着城内人口的增加，才开始有贫民在崇福寺背后这一带建院碹窑。就拿十家巷来说，据说是清末民初才有了雏形的，都是清一色的土窑，但院子都很宽敞，十个院落平均占地将近一亩。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我爷爷的亲大爷、木匠陈杰带领儿子陈存仁、陈存礼推倒土窑修建了一处完整的四合院，正面三间主房，两边两间耳房，都是木檩木柱土坯墙的筒板瓦建筑，显而易见，是无法与城里老财人家的四合院相提并论的，但是，在十家巷里却已是鹤立鸡群了，被外人称为“陈家院”。另外，紧邻十家巷南口的武家院，主人名叫武仪，住的是三间“土木结构”的正房，若与“陈家院”相比，就次之又次了。除了这两处院外，1979年以前，十家巷的其他八处大院基本上都是土窑土房子。
　　1979年以后，随着生活质量的逐年提高，十家巷的居民开始陆续推倒土窑，修建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到1999年时，所剩下的土窑也就没几间了。因此可以说，到2021年拆迁前的这四十年间，是十家巷住房质量最好的时期。
　　二
　　1949年11月25日，我爷爷花40万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买下了十家巷“陈家院”前的一处大院，当时只有三间土窑，主人姓苏。其时，我父亲只有6岁。我爷爷的学名开始叫陈存义，后来改为陈金山，街坊们便称我家的院子叫“金山院”，这是为了和“陈家院”相区别。
　　我爷爷也是木匠，买下“苏家院后”，自己动手在正窑的西边盖了四间开间不足九尺、进深不到一丈的“土木结构”正房，以后又陆续盖起了不成气候的东房和西房，组成了一个宽敞的“三合院”，中间大约还有一个将近三分多地的菜园子。
　　在我的记忆中，朔县先后三次更换过门牌号。第一次是1970年前后，我们的大门是钉的“十家巷1号”的红色牌子；第二次是1980年前后换的“十家巷11号”的红色牌子；第三次是1985年前后换的“十家巷14号”蓝色牌子。以后一直到拆迁再没有更换过门牌号码。可能有人会问，你不是说十家巷是个大院吗，怎么会有“11号”和“14号”呢？
　　我家的院子本来是十家巷路西的第二家，头一家是“武家院”，由于“武家院”面向操场街，1970年重新编号时，有关部门把“武家院”编到了操场街，我家就成了“十家巷1号”。后来两次重新编号时，顺序变了，从路东开始，我家的斜对门“李家院”成了“1号”。这个时期，由于“宋家院”“尹家院”“吉家院”“陈家院”改建成了两个院落，增加了各自的大门，这样，门牌号码也就相应地增加了。
　　到了我家是“14号”时，十家巷的门牌号共有15个，因为这时我们院子前的“武家院”也分成了两个院，前院紧邻操场街，门牌号也就归了操场街，后院大门开在了十家巷西侧，于是就成了“十家巷15号”。
　　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十家巷里与我同年仿月的娃娃比较多，我们的童年活动以十家巷为中心，辐射到东大街、崇福寺、东城墙、北城墙、操场街、马房街、砖窑巷、马神庙巷、柳家巷等地方。春天扎高跷、滚铁环、打受罪岗，夏天吹杏核、抓齿齿、打弹弓，秋天打方包、弹蛋蛋、打马马架，冬天堆雪人、打雪仗、爬城墙，是我们玩耍的经典主题，也留下了欢乐的童年记忆。
　　“武家院”的东正房前有一颗茂盛的杏树，一少半的枝干冲出院墙长在了巷子的上空，据说是新中国成立前栽种起来的，杏儿熟了的时候金黄金黄的，比乒乓球还要大一圈。1973年前后那几年，果实特别繁盛，大约长到成年人的大拇指头大时，我们的土制弹弓就派上了用场。打下来的杏儿，吃在嘴里酸得裂牙，常常是吃一半吐一半，被大人们看见了不免臭骂一顿。不过，于我们娃娃们来说，每每是记吃不记骂，直到杏树罢了园子才算拉倒。其实，不仅是我们小娃娃偷打杏儿，十七八岁的大后生也偷打。“武家院”的主人武仪，胖胖墩墩的一位小老汉，厨师职业，和蔼善良，遇上我们偷打杏儿，总是笑嘻嘻地说：“小心打烂玻璃哩，小心打烂玻璃哩！嘿嘿，还不能吃哩，再过一个月就能吃啦。”
　　新中国成立前，十家巷是典型的贫民区；新中国成立后，此种落后面貌一时也难以改变。十家大院的人，除了种地的农民外，大多数是手工业者，木匠、车匠、泥匠等等，没有一家是念书的人或为官作宦的。然而，人常说“鸡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1963年，十家巷果真飞出了一只金凤凰，这个人就是罗立成。这一年，全朔县共有11人考入高等学府，其中有城内5人，罗立成就是其中之一，考入的是山西大学。一时间，十家巷沸腾了。
　　大学毕业后，罗立成分配回家乡朔县城，在县机械厂从事技术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受命创建朔州啤酒厂，投产后，他的大名响彻朔州。后调入朔州市经济委员会、朔州经济开发区担任副主任。罗立成金榜题名，不仅是十家巷人的骄傲，而且给了全巷人一个启示，那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鸡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我念初高中的时候，父母亲总是以罗立成为榜样，教育我刻苦学习，争当十家巷里的金凤凰。可是顽劣不堪的我，成天只知道弹蛋蛋、打方包，于念书得过且过，最终名落孙山，一辈子追悔不及。
　　说起读书人，十家巷还出了一位武喜荣。他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高中毕业生，虽说不是大学生，但在地方史学方面颇有研究，生前著有《朔州史话》一书。他先后担任过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朔城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务。1992年调至朔州报社担任总编辑职务，那时报社实行总编缉负责制，总编辑也就是一把手。在他的带领下，报社由租房办报、雇人印刷，发展到编采印一条龙作业，报纸由周二刊小报发展到对开日报。他为朔州日报社的高质量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力量，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十家巷还有两位读书人，出自我家对门的赵家院，一位叫赵安邦，一位叫赵天胤，他们是亲叔伯兄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上了中专学校，后来都成为朔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都有很不错的口碑。
　　十家巷后巷有个大院叫尹家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了一位解放军，名叫尹啥我不清楚，但巷子里的人们都知道，这位军人是为了建设南京长江大桥而牺牲的。据说牺牲时还很年轻，媳妇还没有娶过哩。
　　四
　　母亲18岁嫁给我父亲后，一直住在十家巷，直到2021年3月29日拆迁止。今年是2023年，母亲81岁，算起来她在十家巷整整住了61年，比我爷爷和奶奶都要长二三十年。记得最后离开十家巷那天，我和母亲坐在弟弟的车上，母亲先是哽咽着给我们说老院子的来之不易，是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才有了模样的，继而便泣不成声、语无伦次了，为自己不能像我爷爷奶奶一样终老在十家巷而泪流满面。
　　1987年春，我家推倒了正面的三间土窑和四间平房，盖起七间宽敞的砖木结构大瓦房，随后又重盖了西房。凭得就是母亲响应党的号召，乘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在大街上开办了裁缝摊点。对此，十家巷的街坊们也常常赞叹我母亲手艺好、会过光景。
　　2000年，城里人传说政府要改造老城，有不少住户开始动脑筋想办法在院里的空地上搭建房屋。有街坊建议我父母亲把院里的那两架葡萄树和两株杏树砍了盖上房子，就能多得到政府的补偿。我们兄弟二人也有些动心。可我父母不同意，他们说，咱们这个院子有风水，全靠这两株葡萄树和杏儿树哩，你们兄弟两个人是不是都钻在钱眼里啦？虽说拆迁时，在补偿方面我们吃了不少亏，但父母亲一直住得舒心如意。真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事。
　　2021年夏末秋初，十家巷及其周边的居民住宅全部拆迁完毕，政府在这片土地上修建了一个公园，名叫古典公园，有亭台、回廊，有喷泉、假山，也有树木和花草，成了人们游玩和休闲的好去处。
　　离开十家巷已经整整两年了，但十家巷的老住户不管搬迁到了哪里，都喜欢到故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全家人，尤其是我父母亲喜欢来这个公园看看，因为我们院子里的那两株杏树有幸被保留了下来，去年的杏儿依旧挂满了枝头，可惜得是，还没等上露出红脸蛋儿，就被游人打光了。
　　昨天上午，母亲笑着对我说：“妈前日和你大大又回了一趟十家巷，咱家那两苗杏儿树可开得繁痛啦。你没去看看？”
　　“那天去了一趟，花儿还没开展呢，红喷喷的真是繁哩。”我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