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赞（上）
文章字数：2428
●陈永胜
前几天，我在单位见到了老同事“红梅”，他还像退休前一样硬朗和健谈，只是已经满头银发了。他说自己生在了“忙月里”，正在准备出一本画册哩。
“红梅”是徐栋的笔名，曾经响彻朔州大地。和老徐告别，望着他匆匆远去的背影，我忽然在想，老徐搞了大半辈子新闻，竟然没有被搞疲惫。如今退休已经20年了，业余生活依旧没有离开新闻。倘若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审视老徐的工作历程，他就是一名实实在在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一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徐栋”“红梅”“徐栋、红梅”“红梅、徐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朔县人民广播站、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朔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那时，我原以为这是两个人，没想到1992年和徐栋做了同事后，才知道红梅和徐栋是一个人，“红梅”是老徐的笔名。
徐栋，1942年生，朔城区人。1958年8月至1961年6月在雁北农业干部学校读书，1964年3月参军，1976年3月转业，1978年从朔县外贸局调到了朔县人民广播站，从此，老徐就和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朔州1989年建市以前，由于新闻报道工作成绩显著，老徐当了朔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这个职务虽说是个股站级，但老徐不敢有丝毫的慢怠。他认为，广播电台是党的重要喉舌，为当地的人民群众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声音以及本地的时政新闻，是它的主要职责。当了12年人民解放军的徐栋，格外看重自己的工作，骑着那辆“除了铃子不响浑身都响”的自行车，跑老城的角角落落，跑乡下的山山水水。不知不觉中，“红梅”就成了朔县人民广播站的一张靓丽的名牌。
1989年元月朔州市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新闻机构并不健全，广播电视用的还是原朔县的设备，至于机关报尚在摇篮之中。1991年1月1日，中共朔州市委机关报《朔州报》创刊，至此朔州官方的新闻机构才算健全。1992年初，“红梅”因业绩突出，被当时的市委书记刘泽民看中，借调到朔州报社担任记者，同年6月，老徐正式调到朔州报社，成为一名党报记者。
二
1992年前，朔州报社处于起步阶段，办报条件极是简陋：办报人员短缺，机构很不健全，仅有一个编辑部、办公室和财务室；办报场地狭窄，租用着朔城区政府东配楼的六七间办公室；印刷设备没有，报纸需要到雁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等等。回忆起来有点心酸。
1992年4月，朔城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武喜荣被市委调来担任朔州报社总编辑。从此朔州报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1992年5月下旬，我被借调到朔州报社，开始学习报纸采编业务。那时的报社还没有记者部，实行的是编采合一的运转机制，除去刘迎春、赵跃华、徐栋三人担任专职记者外，其余的业务人员都是编辑、记者一肩挑。那时的《朔州报》是四开四版，也就是人们说的小报，每周出版两期，业内称为周二刊。我和新进报社的几位同事，一开始的工作并不紧张，没有采访任务，不过是给编辑们打打下手，做些誊抄编辑修改好的稿件、校对值班总编辑审定好的稿件、检查版样上标注的字体字号等工作。
那时，我和徐栋等人在一个办公室，老徐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是：衣着朴实、为人和善，头发花白、手脚勤快，关心时政、敏而好学。听人说，老徐调到报社前，已经是朔城区广播电视局广播电台的台长了，他已经有了20年的新闻采编经历，因此我们都很尊敬他，称他为“老徐”。
记得是1992年6月6日上午一上班，老徐对我说：“永胜，今儿要是没当紧营生，你就跟我到下面去采访哇。”我听了很是高兴，我来报社还一直没有下基层采访过呢。
“能行。老徐，要到哪里去？”
“那就走哇，到山药片片厂。”
山药片片厂的大名叫朔城区快餐食品厂，主要生产油炸土豆片，当地人也就顺口叫成了“山药片片厂”或“片片厂”。地址在朔城区李家河村，离老城六七里地。
我和老徐骑着自行车半个小时后就来到了山药片片厂。老徐和厂长王嘉振很熟悉，热情地把我介绍给这位身板高大、面目堂堂的厂长。随后，又来了一位个头中等、快言快语的人，老徐给我介绍说，这位企业家叫王彦，朔城区粮食四门市主任。
三
原来，那一天是粮食四门市和快餐食品厂联手成立“朔州粮快联营挂面厂”的大喜日子。剪彩仪式热烈而又简单，两位联营厂的领导向来宾做了简要的介绍，随后区里的一名副书记做了讲话。
剪彩后的午餐就在“片片厂”的职工食堂。席间，王彦和王嘉振向客人们大谈特谈了他们的“苦恋”经过，赢得了一桌客人的喝彩。
午饭后，在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老徐简要地说了一遍写作重点，对我说：“永胜，你给执笔哇，要写成新闻特写，不要写成会议新闻。”
说老实话，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闻特写、什么是会议新闻，因此心里没有谱，只好红着脸对老徐说：“还是您来写哇，我怕写不成哩。”
“不要紧，你先写，写成啥算个啥，然后咱们共同推敲、共同修改。”老徐热情地鼓励道。
于是，我硬着头皮来写，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写下一篇700字的四不像的东西，题目叫《特殊的“婚礼”》。第二天早上，把稿子诚恐诚惶地交在老徐手上。老徐认真地看了一遍后，高兴地说：“永胜，你头一次写新闻能写成这样就不赖了。尤其是这标题，很精彩啊。不过，字数多，需要修改。”
说着，老徐拿起他习惯使用的油笔一字一句地修改起来。20分钟后，老徐对我说：“永胜，你把我修改的重新誊一次，咱们再看看行不行？”
看着老徐的修改稿，除去标题没改外，其余的700字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我把稿子誊抄出来后一看，正文仅仅用了一页200字的稿纸。老徐高兴地说：“新闻特写不能长，一般情况四五百字就行了，只要能交代清楚，越短越好。”老徐点燃一根香烟后又说，“谨记住，写新闻要交代清时间、地点等五要素；谨记住，写新闻语言要大众化，少用华丽的词语；谨记住，写新闻采访是前提，采访不扎实啥也闹不成。”
1992年6月8日，朔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特殊的“婚礼”》这篇特写；6月15日，《朔州报》第二版刊发了这篇特写。特写见报后，我受到了总编辑武喜荣的表扬。其实，受表扬的应该是老徐。事后，我听同事说，老徐在领导面前没少夸奖我，说我文字功底好，有新闻敏感力，只要努力很快就会出徒的。
老徐的背后鼓励，给我了极大的鼓舞，从此爱上了新闻工作，不觉一干就是31年，而今也是快要退休的人了。
前几天，我在单位见到了老同事“红梅”，他还像退休前一样硬朗和健谈，只是已经满头银发了。他说自己生在了“忙月里”，正在准备出一本画册哩。
“红梅”是徐栋的笔名，曾经响彻朔州大地。和老徐告别，望着他匆匆远去的背影，我忽然在想，老徐搞了大半辈子新闻，竟然没有被搞疲惫。如今退休已经20年了，业余生活依旧没有离开新闻。倘若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审视老徐的工作历程，他就是一名实实在在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一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徐栋”“红梅”“徐栋、红梅”“红梅、徐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朔县人民广播站、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朔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那时，我原以为这是两个人，没想到1992年和徐栋做了同事后，才知道红梅和徐栋是一个人，“红梅”是老徐的笔名。
徐栋，1942年生，朔城区人。1958年8月至1961年6月在雁北农业干部学校读书，1964年3月参军，1976年3月转业，1978年从朔县外贸局调到了朔县人民广播站，从此，老徐就和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朔州1989年建市以前，由于新闻报道工作成绩显著，老徐当了朔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这个职务虽说是个股站级，但老徐不敢有丝毫的慢怠。他认为，广播电台是党的重要喉舌，为当地的人民群众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声音以及本地的时政新闻，是它的主要职责。当了12年人民解放军的徐栋，格外看重自己的工作，骑着那辆“除了铃子不响浑身都响”的自行车，跑老城的角角落落，跑乡下的山山水水。不知不觉中，“红梅”就成了朔县人民广播站的一张靓丽的名牌。
1989年元月朔州市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新闻机构并不健全，广播电视用的还是原朔县的设备，至于机关报尚在摇篮之中。1991年1月1日，中共朔州市委机关报《朔州报》创刊，至此朔州官方的新闻机构才算健全。1992年初，“红梅”因业绩突出，被当时的市委书记刘泽民看中，借调到朔州报社担任记者，同年6月，老徐正式调到朔州报社，成为一名党报记者。
二
1992年前，朔州报社处于起步阶段，办报条件极是简陋：办报人员短缺，机构很不健全，仅有一个编辑部、办公室和财务室；办报场地狭窄，租用着朔城区政府东配楼的六七间办公室；印刷设备没有，报纸需要到雁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等等。回忆起来有点心酸。
1992年4月，朔城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武喜荣被市委调来担任朔州报社总编辑。从此朔州报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1992年5月下旬，我被借调到朔州报社，开始学习报纸采编业务。那时的报社还没有记者部，实行的是编采合一的运转机制，除去刘迎春、赵跃华、徐栋三人担任专职记者外，其余的业务人员都是编辑、记者一肩挑。那时的《朔州报》是四开四版，也就是人们说的小报，每周出版两期，业内称为周二刊。我和新进报社的几位同事，一开始的工作并不紧张，没有采访任务，不过是给编辑们打打下手，做些誊抄编辑修改好的稿件、校对值班总编辑审定好的稿件、检查版样上标注的字体字号等工作。
那时，我和徐栋等人在一个办公室，老徐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是：衣着朴实、为人和善，头发花白、手脚勤快，关心时政、敏而好学。听人说，老徐调到报社前，已经是朔城区广播电视局广播电台的台长了，他已经有了20年的新闻采编经历，因此我们都很尊敬他，称他为“老徐”。
记得是1992年6月6日上午一上班，老徐对我说：“永胜，今儿要是没当紧营生，你就跟我到下面去采访哇。”我听了很是高兴，我来报社还一直没有下基层采访过呢。
“能行。老徐，要到哪里去？”
“那就走哇，到山药片片厂。”
山药片片厂的大名叫朔城区快餐食品厂，主要生产油炸土豆片，当地人也就顺口叫成了“山药片片厂”或“片片厂”。地址在朔城区李家河村，离老城六七里地。
我和老徐骑着自行车半个小时后就来到了山药片片厂。老徐和厂长王嘉振很熟悉，热情地把我介绍给这位身板高大、面目堂堂的厂长。随后，又来了一位个头中等、快言快语的人，老徐给我介绍说，这位企业家叫王彦，朔城区粮食四门市主任。
三
原来，那一天是粮食四门市和快餐食品厂联手成立“朔州粮快联营挂面厂”的大喜日子。剪彩仪式热烈而又简单，两位联营厂的领导向来宾做了简要的介绍，随后区里的一名副书记做了讲话。
剪彩后的午餐就在“片片厂”的职工食堂。席间，王彦和王嘉振向客人们大谈特谈了他们的“苦恋”经过，赢得了一桌客人的喝彩。
午饭后，在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老徐简要地说了一遍写作重点，对我说：“永胜，你给执笔哇，要写成新闻特写，不要写成会议新闻。”
说老实话，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闻特写、什么是会议新闻，因此心里没有谱，只好红着脸对老徐说：“还是您来写哇，我怕写不成哩。”
“不要紧，你先写，写成啥算个啥，然后咱们共同推敲、共同修改。”老徐热情地鼓励道。
于是，我硬着头皮来写，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写下一篇700字的四不像的东西，题目叫《特殊的“婚礼”》。第二天早上，把稿子诚恐诚惶地交在老徐手上。老徐认真地看了一遍后，高兴地说：“永胜，你头一次写新闻能写成这样就不赖了。尤其是这标题，很精彩啊。不过，字数多，需要修改。”
说着，老徐拿起他习惯使用的油笔一字一句地修改起来。20分钟后，老徐对我说：“永胜，你把我修改的重新誊一次，咱们再看看行不行？”
看着老徐的修改稿，除去标题没改外，其余的700字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我把稿子誊抄出来后一看，正文仅仅用了一页200字的稿纸。老徐高兴地说：“新闻特写不能长，一般情况四五百字就行了，只要能交代清楚，越短越好。”老徐点燃一根香烟后又说，“谨记住，写新闻要交代清时间、地点等五要素；谨记住，写新闻语言要大众化，少用华丽的词语；谨记住，写新闻采访是前提，采访不扎实啥也闹不成。”
1992年6月8日，朔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特殊的“婚礼”》这篇特写；6月15日，《朔州报》第二版刊发了这篇特写。特写见报后，我受到了总编辑武喜荣的表扬。其实，受表扬的应该是老徐。事后，我听同事说，老徐在领导面前没少夸奖我，说我文字功底好，有新闻敏感力，只要努力很快就会出徒的。
老徐的背后鼓励，给我了极大的鼓舞，从此爱上了新闻工作，不觉一干就是31年，而今也是快要退休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