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赞”（下）
文章字数：3944
●陈永胜
一
弘扬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鼓舞人，是各级党委机关报的神圣职责。老徐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时时处处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上文说过，1992年11月，老徐和我到朔城区贾庄乡采访农田基本建设情况。经过三天时间的实地采访，得到了很多一手材料，亮点很多，比如乡党委和乡政府对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视、农民的积极性高、农民的收获多、拖拉机耕地的效率高等，都是很好的报道素材。回到报社后，我们开始讨论如何下笔，如何确定主题。最后老徐说：“是的，这也好，那也不错。但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乡党委的工作搞得好，也就是党建工作搞得好，从而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于是，我们就以《“堡垒工程”——朔城区贾庄乡党委抓党建促经济的调查》为题写了一篇通讯，刊登在1993年1月13日《朔州报》第三版上，受到读者普遍好评。
1995年，朔州出了一位学法用法的模范人物，名叫杨维洲，朔城区东榆林村党支部书记。从1984年起，杨维洲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法律法规，先后抄写下整整30个笔记本，这些法律法规就成了老杨依法治村的法宝。农民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纠纷，老杨打开笔记本，一看便知如何处理，说得乡亲们心服口服。其时，我国的“二五”普法进行到最后一年，即将进入“三五”普法新阶段。老徐一眼认准杨维洲是个普法的好典型，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先后数次往返于东榆林村，采访杨维洲，采访广大村民，了解杨维洲的依法治村事迹。前几年说起这件事，老徐和我说：“我也不知道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精神，往返一次东榆林120里的路程，骑着洋车少说也得四五个小时哩。”
老徐经过不懈的努力，杨维洲的事迹终于走出朔州，红遍了三晋大地。杨维洲当年曾经被山西省委常委会请去给省委领导们介绍经验。1998年，杨维洲被国家司法部评为学法用法模范个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朔州也和全国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突飞猛进、一路欢歌。在这五六年中，“红梅”深入基层一线，采写了数以百计的新闻作品，为朔州的改革开放鼓与呼。其中有不少是通讯作品，报道了朔州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民营企业家，比如朔城区当年的田玉先、卢玉喜等人。
如果说田玉先等民营企业家是时代的骄子，值得记者关注。可是“红梅”采写新闻有他的价值判断，只要是有正能量、只要有引导示范作用，无论这个人有多么不起眼，都是“红梅”关注的对象。1994年到2002年，朔城区有个年龄在70岁以上的“白胡子”老汉一年四季在街上卖扫帚，也卖给不少的单位。这位老汉的可贵之处是，不忘记到税务机关缴税。“红梅”抓住这个亮点，多次给予报道。字数虽短，但内涵深刻。无疑是税法宣传中的一条大“活鱼”。
二
作为一名党报记者，“红梅”对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人和事，不仅深恶痛绝，而且敢于监督、敢于批评。“红梅”写过多少批评报道，如今他自己也记不起了，但有一件却是难以忘怀的：
那还是他在朔县人民广播站当记者的时候，接到群众反映，雁北糖厂朔县糖菜收购站把农民应得的返销糖2万多斤卖给有权有势的“关系户”。“红梅”听后，立即骑着自行车前去了解，没想到的是，这个站的负责人拒绝采访，并指使人员把“红梅”推出门外。对此，“红梅”并没有退缩，经过多方面的调查，配合有关部门查清了事实的真相后，便写下了《农民的返销糖哪里去了？》批评报道，寄给《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雁北报》等媒体。
稿件很快被刊登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雁北糖厂党委书记和厂长的重视，专程从大同来到朔县广播站向“红梅”道歉。那时，我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白糖是供不应求的产品，糖厂的领导自然是财大气粗的，即使是道歉也不同常人。这位领导对“红梅”说：“老徐，你要是买白糖，要多少有多少，何必这样啊？”
“我要的是党的政策，要的是为农民说话，要的是为农民争气，至于你们的白糖，我半斤也不需要！”“红梅”这斩钉截铁的话语把糖厂的领导呛得无言以应。
事后，雁北糖厂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把克扣下农民的2万多斤白糖全部退还给农民。对此，群众说，老徐真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记者。
1994年春夏时节，朔州市查封了20家不法药贩摊点。我和老徐了解情况以后很快写出了消息《朔州市查封二十家不法药贩摊点》，准备发在《朔州报》上。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有关部门早已找到了报社的领导，说是不同意见报，怕产生“副作用”。于是这篇批评报道也就难见天日了。老徐听了后生气地和我说：“咱们的报纸不发 ，咱就发到其他报纸。假药，人命关天的事。关系的是千家万户的生命和健康，咋能他们说不发就不发呢？”没过三天，我和老徐共同署名的这条消息就登在了《山西日报》的“大众监督”专栏上。对此，我们的领导很不满意，说我们目中无人。
老徐听后，哈哈一笑，对我说：“管他哩，读者满意就好，群众满意就好啊！”这一年的8月份，我和老徐每人收到一张山西日报社寄来的“大众监督有奖征文”三等奖的获奖证书。
三
老徐生于1942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在军队当过12年兵，因此习惯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生活。就以穿扮来说，和农民工人没有什么两样，永远的朴实无华。说起来还有个笑话哩，有一次他到市委去采访，进门时被站岗的武警拦住，问：“你是哪个村的，是不是上访的？”老徐把记者证递过去，说：“我是来采访的，不是上访的。”此时的武警大吃一惊：“真想不到您还是一位记者呢。”其实，武警也并不是以貌取人，而是职责的需要。我和老徐数十次一起外出采访，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十分尊重和欢迎这位衣着朴素的记者，群众有什么真心话也愿意和他说。这也是老徐能捞到“活鱼”的重要原因。老徐在总结自己的记者生活时曾经说：“写出好新闻必须要有一种艰苦朴素的好作风，与老百姓心连心。”
老徐是个意志坚强、好学上进的人。1992年，老徐调到朔州报社后，开始学习照相，那时他已经50出头了，但他不服老，坚持从头学起，学习选角度、学习洗黑白照片，最终成了报社一名文字兼摄影记者，深受读者欢迎。到退休的那一年，他保存下来的底片胶卷足足放了六节铁皮柜。1999年国庆节期间，各省市自治区、国家各部门在天安门广场展出63辆精美的彩车。为了能把这些辉煌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下来，老徐只带了一个相机、若干胶卷、六个馍馍、一壶开水就奔到了北京。经过一天时间的努力，把全部的彩车多角度地拍照下来，临回时只在北京吃了一碗大碗面。老徐的这次行动是自费的，没花单位半分钱。对此，同事们对素有“小气”之名的老徐感到不理解。老徐说，你们知道个啥？这些彩车都是各个省市自治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而精心设计制作的，意义非同一般。我这些照片日后可有大用哩。当时他制作的国庆彩车相册每本卖100元，如今要是还有存货，怕是得500元吧。老徐以前抽烟很厉害的，一天两包也不够，可是在退休的前两年，说戒就戒掉了，至今没有复抽，让人佩服不已。
记得有一年，我和老徐在一起讨论爱岗敬业的话题，他说“爱岗才会敬业。反过来说，敬业才会爱岗。你看看那些真正的劳模是不是这样？”其实，老徐就是一位爱岗敬业的人。在我和他做同事的20来年，他的吃苦精神是有口皆碑的。每当外出采访回来误了午饭后，他就在街上买一碗大碗面当午饭。回到办公室后，头枕上一包书，躺在长条椅子上圪兑上半个多钟头就算午休了。
大凡爱岗敬业的人，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徐栋就是这样的人。1994年腊月，临近年关的时候，领导派他到怀仁小峪煤矿采访，偏偏他老父亲这时病危，家里三次打电话催他回去。可是，三天的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家里时，老父亲早已驾鹤西去了。看着一张白麻纸盖住双脸的老父亲，徐栋双腿一软，泣不成声。
四
中国自古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把做官为宦看做是出人头地、光耀门庭的大事情。1976年3月，老徐从部队转业到朔县外贸局工作。不久，县财贸部有位领导想把他调到商业局，并答应给个一官半职，但他没有去。1978年，组织上把他调到县广播站工作。不久，县人事局长找他谈话，要调他到人民法院工作，并且可以解决职务问题。可是老徐考虑了几天后，竟然谢绝了人家的好意。1992年，老徐调入报社后，原来的同事们很是眼红，他们认为报社是正处级别的单位，老徐是共产党员，作风过硬，业务出色，如果闹得好，退休前混个正科级别的干部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调到报社后的老徐压根就没有把什么职务放在心上，成天琢磨的是如何抓“活鱼”，如何强化舆论监督。因此，到了报社提拔干部的时候，老徐不主动向领导表达自己的诉求，人家也就懒得管他的事情了。对此有人替老徐惋惜，说他来报社来坏了，真没出息。老徐却说：“社会上的任何职业，都有你展示才华的机会。只要你全心全意扑在自己的事业上，干什么也会有出息，也能干出个‘名堂’来。”
2003年退休后，老徐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失落感，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那就是“退休不退志，镜头不能停，笔不能停”。退休20年来，老徐累计写下新闻作品二三百篇、拍下各类照片 5万余幅。前几年还编印了自己拍摄的大型画册《塞上明珠——向朔州市建市三十周年献礼》《舞魂——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受到读者好评。前几天，老徐和我说，他整理了一下，目前保存下的硬盘有12个，约有12万张照片。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这是一个用“红梅”的心血和汗水滋润出来的数字。
曾有不少读者问过老徐，为何要取一个“红梅”的笔名？老徐说：“六十年代，我多次看过《红岩》这部小说，也多次看过电影《烈火中永生》，江姐等先烈的革命精神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那首《红梅赞》电影插曲深深激荡着我的心。所以我想做一名有红梅品格的记者。”
那么，红梅的品格是什么呢？
就用已故词作家闫肃老先生的歌词作答吧：“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
回过头来仔细看看徐栋60年平凡而又闪光的历程，我不得不说，老徐是无愧“红梅”这个笔名的。
一
弘扬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鼓舞人，是各级党委机关报的神圣职责。老徐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时时处处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上文说过，1992年11月，老徐和我到朔城区贾庄乡采访农田基本建设情况。经过三天时间的实地采访，得到了很多一手材料，亮点很多，比如乡党委和乡政府对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视、农民的积极性高、农民的收获多、拖拉机耕地的效率高等，都是很好的报道素材。回到报社后，我们开始讨论如何下笔，如何确定主题。最后老徐说：“是的，这也好，那也不错。但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乡党委的工作搞得好，也就是党建工作搞得好，从而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于是，我们就以《“堡垒工程”——朔城区贾庄乡党委抓党建促经济的调查》为题写了一篇通讯，刊登在1993年1月13日《朔州报》第三版上，受到读者普遍好评。
1995年，朔州出了一位学法用法的模范人物，名叫杨维洲，朔城区东榆林村党支部书记。从1984年起，杨维洲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法律法规，先后抄写下整整30个笔记本，这些法律法规就成了老杨依法治村的法宝。农民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纠纷，老杨打开笔记本，一看便知如何处理，说得乡亲们心服口服。其时，我国的“二五”普法进行到最后一年，即将进入“三五”普法新阶段。老徐一眼认准杨维洲是个普法的好典型，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先后数次往返于东榆林村，采访杨维洲，采访广大村民，了解杨维洲的依法治村事迹。前几年说起这件事，老徐和我说：“我也不知道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精神，往返一次东榆林120里的路程，骑着洋车少说也得四五个小时哩。”
老徐经过不懈的努力，杨维洲的事迹终于走出朔州，红遍了三晋大地。杨维洲当年曾经被山西省委常委会请去给省委领导们介绍经验。1998年，杨维洲被国家司法部评为学法用法模范个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朔州也和全国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突飞猛进、一路欢歌。在这五六年中，“红梅”深入基层一线，采写了数以百计的新闻作品，为朔州的改革开放鼓与呼。其中有不少是通讯作品，报道了朔州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民营企业家，比如朔城区当年的田玉先、卢玉喜等人。
如果说田玉先等民营企业家是时代的骄子，值得记者关注。可是“红梅”采写新闻有他的价值判断，只要是有正能量、只要有引导示范作用，无论这个人有多么不起眼，都是“红梅”关注的对象。1994年到2002年，朔城区有个年龄在70岁以上的“白胡子”老汉一年四季在街上卖扫帚，也卖给不少的单位。这位老汉的可贵之处是，不忘记到税务机关缴税。“红梅”抓住这个亮点，多次给予报道。字数虽短，但内涵深刻。无疑是税法宣传中的一条大“活鱼”。
二
作为一名党报记者，“红梅”对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人和事，不仅深恶痛绝，而且敢于监督、敢于批评。“红梅”写过多少批评报道，如今他自己也记不起了，但有一件却是难以忘怀的：
那还是他在朔县人民广播站当记者的时候，接到群众反映，雁北糖厂朔县糖菜收购站把农民应得的返销糖2万多斤卖给有权有势的“关系户”。“红梅”听后，立即骑着自行车前去了解，没想到的是，这个站的负责人拒绝采访，并指使人员把“红梅”推出门外。对此，“红梅”并没有退缩，经过多方面的调查，配合有关部门查清了事实的真相后，便写下了《农民的返销糖哪里去了？》批评报道，寄给《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雁北报》等媒体。
稿件很快被刊登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引起了雁北糖厂党委书记和厂长的重视，专程从大同来到朔县广播站向“红梅”道歉。那时，我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白糖是供不应求的产品，糖厂的领导自然是财大气粗的，即使是道歉也不同常人。这位领导对“红梅”说：“老徐，你要是买白糖，要多少有多少，何必这样啊？”
“我要的是党的政策，要的是为农民说话，要的是为农民争气，至于你们的白糖，我半斤也不需要！”“红梅”这斩钉截铁的话语把糖厂的领导呛得无言以应。
事后，雁北糖厂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把克扣下农民的2万多斤白糖全部退还给农民。对此，群众说，老徐真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记者。
1994年春夏时节，朔州市查封了20家不法药贩摊点。我和老徐了解情况以后很快写出了消息《朔州市查封二十家不法药贩摊点》，准备发在《朔州报》上。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有关部门早已找到了报社的领导，说是不同意见报，怕产生“副作用”。于是这篇批评报道也就难见天日了。老徐听了后生气地和我说：“咱们的报纸不发 ，咱就发到其他报纸。假药，人命关天的事。关系的是千家万户的生命和健康，咋能他们说不发就不发呢？”没过三天，我和老徐共同署名的这条消息就登在了《山西日报》的“大众监督”专栏上。对此，我们的领导很不满意，说我们目中无人。
老徐听后，哈哈一笑，对我说：“管他哩，读者满意就好，群众满意就好啊！”这一年的8月份，我和老徐每人收到一张山西日报社寄来的“大众监督有奖征文”三等奖的获奖证书。
三
老徐生于1942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在军队当过12年兵，因此习惯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生活。就以穿扮来说，和农民工人没有什么两样，永远的朴实无华。说起来还有个笑话哩，有一次他到市委去采访，进门时被站岗的武警拦住，问：“你是哪个村的，是不是上访的？”老徐把记者证递过去，说：“我是来采访的，不是上访的。”此时的武警大吃一惊：“真想不到您还是一位记者呢。”其实，武警也并不是以貌取人，而是职责的需要。我和老徐数十次一起外出采访，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十分尊重和欢迎这位衣着朴素的记者，群众有什么真心话也愿意和他说。这也是老徐能捞到“活鱼”的重要原因。老徐在总结自己的记者生活时曾经说：“写出好新闻必须要有一种艰苦朴素的好作风，与老百姓心连心。”
老徐是个意志坚强、好学上进的人。1992年，老徐调到朔州报社后，开始学习照相，那时他已经50出头了，但他不服老，坚持从头学起，学习选角度、学习洗黑白照片，最终成了报社一名文字兼摄影记者，深受读者欢迎。到退休的那一年，他保存下来的底片胶卷足足放了六节铁皮柜。1999年国庆节期间，各省市自治区、国家各部门在天安门广场展出63辆精美的彩车。为了能把这些辉煌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下来，老徐只带了一个相机、若干胶卷、六个馍馍、一壶开水就奔到了北京。经过一天时间的努力，把全部的彩车多角度地拍照下来，临回时只在北京吃了一碗大碗面。老徐的这次行动是自费的，没花单位半分钱。对此，同事们对素有“小气”之名的老徐感到不理解。老徐说，你们知道个啥？这些彩车都是各个省市自治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而精心设计制作的，意义非同一般。我这些照片日后可有大用哩。当时他制作的国庆彩车相册每本卖100元，如今要是还有存货，怕是得500元吧。老徐以前抽烟很厉害的，一天两包也不够，可是在退休的前两年，说戒就戒掉了，至今没有复抽，让人佩服不已。
记得有一年，我和老徐在一起讨论爱岗敬业的话题，他说“爱岗才会敬业。反过来说，敬业才会爱岗。你看看那些真正的劳模是不是这样？”其实，老徐就是一位爱岗敬业的人。在我和他做同事的20来年，他的吃苦精神是有口皆碑的。每当外出采访回来误了午饭后，他就在街上买一碗大碗面当午饭。回到办公室后，头枕上一包书，躺在长条椅子上圪兑上半个多钟头就算午休了。
大凡爱岗敬业的人，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徐栋就是这样的人。1994年腊月，临近年关的时候，领导派他到怀仁小峪煤矿采访，偏偏他老父亲这时病危，家里三次打电话催他回去。可是，三天的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家里时，老父亲早已驾鹤西去了。看着一张白麻纸盖住双脸的老父亲，徐栋双腿一软，泣不成声。
四
中国自古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把做官为宦看做是出人头地、光耀门庭的大事情。1976年3月，老徐从部队转业到朔县外贸局工作。不久，县财贸部有位领导想把他调到商业局，并答应给个一官半职，但他没有去。1978年，组织上把他调到县广播站工作。不久，县人事局长找他谈话，要调他到人民法院工作，并且可以解决职务问题。可是老徐考虑了几天后，竟然谢绝了人家的好意。1992年，老徐调入报社后，原来的同事们很是眼红，他们认为报社是正处级别的单位，老徐是共产党员，作风过硬，业务出色，如果闹得好，退休前混个正科级别的干部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调到报社后的老徐压根就没有把什么职务放在心上，成天琢磨的是如何抓“活鱼”，如何强化舆论监督。因此，到了报社提拔干部的时候，老徐不主动向领导表达自己的诉求，人家也就懒得管他的事情了。对此有人替老徐惋惜，说他来报社来坏了，真没出息。老徐却说：“社会上的任何职业，都有你展示才华的机会。只要你全心全意扑在自己的事业上，干什么也会有出息，也能干出个‘名堂’来。”
2003年退休后，老徐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失落感，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那就是“退休不退志，镜头不能停，笔不能停”。退休20年来，老徐累计写下新闻作品二三百篇、拍下各类照片 5万余幅。前几年还编印了自己拍摄的大型画册《塞上明珠——向朔州市建市三十周年献礼》《舞魂——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受到读者好评。前几天，老徐和我说，他整理了一下，目前保存下的硬盘有12个，约有12万张照片。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这是一个用“红梅”的心血和汗水滋润出来的数字。
曾有不少读者问过老徐，为何要取一个“红梅”的笔名？老徐说：“六十年代，我多次看过《红岩》这部小说，也多次看过电影《烈火中永生》，江姐等先烈的革命精神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那首《红梅赞》电影插曲深深激荡着我的心。所以我想做一名有红梅品格的记者。”
那么，红梅的品格是什么呢？
就用已故词作家闫肃老先生的歌词作答吧：“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
回过头来仔细看看徐栋60年平凡而又闪光的历程，我不得不说，老徐是无愧“红梅”这个笔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