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编辑出版业
　　从辽塔秘藏中发现的印刷品谈起
　　辽代的印刷出版业十分发达，其中南京燕京（今北京）和西京（今山西大同）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刻印中心。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数百年来辽代的印刷品实物无考，遂使考察辽代印刷出版业难以措手。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河北唐山丰润天宫寺塔和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庆州释迦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发现了大批辽代印刷品，包括刻经、刻书、杂刻和版印佛画等，从中我们对辽代的出版印刷水平可以有大致的了解。辽代雕刻印刷业的成就让人赞叹，与其编辑出版机构的完善不无关系。
　　一、辽代印刷品出土概况
　　印刷术的发明降低了图书制作的成本，加快了知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人类文明的进程。早期的雕版印刷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徒很早就利用雕版印刷术作为宣传工具了。迄今为止，辽代雕版印刷品集中发现于三座辽代佛塔之内。
　　应县木塔即佛宫寺（初名宝宫寺）释迦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文革”初期，红卫兵砸开塔内塑像，从中发现了大量文物，将其付之一炬，使这批数量和价值堪与敦煌遗书媲美的文物绝大部分被毁。1974年，在该塔第四层主像内又发现了辽代秘藏。连同此前劫后余烬，经修复后统计，共有辽代文物160件（组），为研究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在这些罕见的辽代文物中，有61件印刷品，其中《辽藏》（也称《契丹藏》）12卷，单编刻经35件，杂刻6件，刻书2件，版刻佛画6件。所出文物几乎都是世所仅存且首次面世的。这些印刷品大都雕版工整，字体隽秀，纸墨精良，印制精美，是研究辽代出版印刷业的难得资料。
　　1987年，在河北丰润天宫寺塔第四至第八层间第二塔心室中发现了各类文物56件，其中有辽代刻经26件，有的有明确纪年和雕印地点，时间为辽兴宗和道宗时期，与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刻经相比，板式和装订方法有了变化，丰富了辽代雕版印刷品的研究内涵。
　　1988年～199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庆州白塔覆钵中相轮樘第五室内发现了大批雕版印刷的陀罗尼咒和少量刻经，在覆钵内壁周围也发现了一些散藏的刻印佛经，其中大批枨竿陀罗尼纸本雕印的《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和《根本陀罗尼咒》属于首次发现，引人瞩目。庆州白塔内发现的雕版印刷品种类虽少，但数量惊人，共有221件。
　　出土的辽代雕版印刷品，全部为汉文雕印，证明辽朝雕版印刷业相当繁荣，各地都有擅长雕刻印刷品的能工巧匠，其中以南京燕京的技术水平最高，印刷品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流布全国。其次是西京大同府和中京大定府等。从装帧上看，早期多卷轴装，中期卷轴装和册装并存，晚期蝴蝶装和册装逐渐增多。应县木塔中发现的一册《妙法莲花经》，系由卷轴装改装成册装，有明显的补加书口和用墨线补画的边框，反映出了由卷轴装到册装的书籍装帧演变过程。
　　三座辽塔中发现的338件辽代雕版印刷品，显示了辽代雕版印刷业的高度成就，为刻书印刷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辽代的编纂出版机构
　　大藏经集经、律、论三藏之大成，是佛教经典的汇总书籍。我国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此后不久，辽朝也开始雕造著名的辽版大藏经《契丹藏》，即后世所称的《辽藏》。在应县木塔和丰润天宫寺塔均发现有装印精良的《契丹藏》，证明辽朝有许多著名的书坊，有一批优秀的雕刻家，并有严格的出版管理制度。
　　丰润天宫寺塔出土的《辽藏·大方广佛花严经》第十卷尾题记云：
　　大契丹国燕国长公主奉为：
　　先皇御灵，冥资景福；太后圣寿，永保遐令（龄）；一人隆代斗之尊，正后业齐天之算；太弟公主，更析泒于银潢，新王诸妃，长分阴于玉叶。次有职后，逮含山青；近幸慈尊，运成佛道。特施净财敬心雕造小字《大华严经》一部，所异流通，悉同利乐。
　　时重熙十一年壬午孟夏月甲戌朔雕印记。
　　燕京左街僧录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演法道慧大师赐紫沙门琼熙提点雕造。
　　说明此经雕印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年）四月，施资人为燕国长公主，即辽景宗长女耶律观音女，“先皇”指辽景宗耶律贤和圣宗耶律隆绪，“太后”指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一人”指兴宗，“正后”指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太弟公主”指燕国长公主诸弟妹。所雕《花（华）严经》为小字本，雕造事宜由左街僧录琼熙负责，此时已有“提点雕造”之职。同出之《大乘妙法莲花经》第八卷尾部有题记云：
　　佛弟子陇州团练使检校太师太傅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开国侯食邑壹仟户实封壹百户陇西李存寅衔诏命戾止。
　　燕都弘法萧兰实正司于检点昊天精刹，乃兼职于兴修，自愧庸愚，幸蒙任使徒切悚铭之素……从用，锼方版停，而印摹有期，……伏愿：
　　皇太后皇帝延圣寿于刹尘，皇太子妃主王公等遐令（龄）于劫石，百执永绥于吉禄，北民成于熙表，共趣一乘，速超三界。
　　时咸雍五年十月十五日记。
　　燕京弘法寺都勾当诠法大德沙门方矩提点雕造。
　　天王寺文英大德赐紫沙门志延校勘。
　　据题记可知，此经刊印于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戾止”同“莅止”，即莅临，说明其时李存寅刚上任督造，雕造事宜仍由方矩负责。弘法寺和天王寺为燕京巨刹，香火繁盛。志延（？—1108年），俗姓高，通大小乘，大安九年（1093年）撰《大辽景州陈公山观鸡寺碑铭》。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封里有题记云：
　　咸雍六年十月奉宣雕印。
　　殿主讲经觉慧大德臣沙门行安。
　　都勾当讲经诠法大德臣沙门方矩。
　　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
　　汝州团练使检校太傅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陇西郡开国侯食邑壹仟户实封壹百户提点官李存寅。
　　说明咸雍六年（1070年）时已有印经院，判官由大臣韩资睦担任。此时李存寅已正式担任提点官，即总负责人，职衔也有了变化，由“检校太师太傅”变为“检校太傅”。
　　应县木塔出土的《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有相同经尾题记：
　　咸雍七年十月日。燕京弘法寺奉宣雕印流通。
　　殿主讲经觉慧大德臣沙门行安勾当。
　　都勾当讲经诠法大德臣沙门方矩校勘。
　　右街天王寺讲经论文英大德赐紫臣沙门志延校勘。
　　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
　　可知此经刊印于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年），勾当为办理，唐宋常用为职衔名。此时韩资睦由判官兼任提点官。从其中职衔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无专门职衔，愈到后来名号愈多，职责愈明确，排列也愈规范化。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年）时，已有提点雕造职衔，全面负责经籍的编纂印刷出版事宜，后来也称提点官或提点。至迟在咸雍六年（1070年）十月，辽朝已在燕京开设了印经院，为“奉宣雕印流通”的机构，雕印发行官版佛书，设有判官，由朝中大臣担任。编纂校勘工作则由来自各个寺院的高僧负责，如志延来自天王寺，方矩来自弘法寺。这里，雕印流通机构和主持、编纂、校勘人员等一应俱全，已经具备后世出版发行机构的雏形。
　　三、编撰者及施资人
　　这些刻经既有辽代僧人编撰的佛教典籍，也有前人翻译撰集的佛经。天宫寺塔出土的《一切佛菩萨名集》序记有：
　　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
　　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思孝奉诏撰。
　　尾题有：
　　皇朝七代岁次癸巳重熙二十有二年，律中大吕蓂生十叶午时序说。
　　可知此经撰述于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十二月十日，“蓂”为传说中尧时的一种瑞草，亦称“历荚”，每月一日生一荚，生十五日毕，至十六日起每日去一荚，故以记日。撰者为辽兴宗时著名僧人海山法师郎思孝。他早年举进士第，后出家于觉花岛海云寺（在今辽宁兴城市菊花岛上）。辽兴宗尊崇佛教，亲王贵主，皆师事之。他一生著述颇多，有《海山文集》等。
　　辽朝各界资刻佛经，是基于书写、刻印、讲诵、传布佛经为一大功德，并可祈福回向。《大藏经》为官方出资雕印，此外也有由皇室成员、政府官员、寺院僧尼和民间信徒个人出资雕印的。
　　天宫寺塔出土的《金光明经》题记云：
　　左街仙露寺大师赐紫比丘尼灵志，雕小字《金光明经》板一部，所集胜刊，先愿：
　　上资圣宗皇帝大皇大后，兴宗皇帝仙驾御灵，远生乐国。
　　更愿：
　　皇太后皇帝皇后遐延圣寿，皇太叔与妃诸王公主永纳殊祯，法界有情同霑。
　　清宁五年岁次乙亥六月甲子朔十三日彫毕流通。
　　仙露寺在燕京，皇帝指辽道宗，皇太叔乃耶律重元。此经由赐紫比丘尼灵志施资雕刻，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雕毕。唐宋三品以上紫服，辽承唐制，对高僧赐紫，以示恩宠。
　　四、辽代雕版印刷业的成就
　　根据应县木塔出土的《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二》卷尾题记，可知当时的雕刻作坊规模很大，雕工众多，雕刻一卷经籍的雕工最多时达47人。辽塔秘藏中的发现，证明辽朝拥有技艺精湛人数众多的刻工队伍，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辽代刻书业的兴盛。
　　三座辽塔中发现的大量辽代印刷品，向世人展示了辽代雕版印刷的卓越成就，填补了印刷史上的一段空白。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为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不仅唐代印本流传至今者屈指可数，就是北宋印本流传至今者也十分罕见，向为世人所珍重。
　　《辽藏》为我国第二部大藏经，过去曾因无传本而被疑为“虚幻的大藏经”，辽塔秘藏的发现，使这一重要经藏重见天日。与传世的北宋《开宝藏》零卷相比，《辽藏》在书法、刻技、版式、纸质、墨色等方面均不逊色。高丽文宗十七年（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辽朝赐高丽《大藏经》。高丽文宗朝开泰寺僧统守其在《高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中就称赞《丹本》优良，删削得当，故高丽在新雕大藏经时多选用《辽藏》。高丽僧人宓庵在《丹本大藏庆赞疏》中记述其修缮《契丹藏》之事，称赞其“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工而就。”对比天宫寺塔所出《大方广佛花严经》八十卷本及《一切菩萨名集》，用薄麻纸密行小字雕印，与宓庵所言相符。
　　在应县木塔秘藏中，仅统和时期（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号，983年～1011年）雕印的《妙法莲花经》就有4种刻本，扉画为本经各品之变相，场面宏大，刻印精美，反映了唐辽宋时期中国版画所达到的水平和北方佛教传播的盛况。秘藏中还发现有辽代刻书《蒙求》，另有雕印卜筮书残叶，说明当时雕印的书籍不限于佛教文献，也包括识字课本和生活用书，印刷技术已经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辽塔秘藏中的雕版印刷品，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辽代印刷业的发展规模和高超水平，丰富了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内容。
　　杜成辉 李文君
　　转自《朔州文博》2023年第3期
　　部分图片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