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天祚帝被俘地“余睹谷”今址蠡测
　　盛极一时的辽国，在天祚帝时期，朝纲大乱，苍生不安，女真部族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抗辽人暴政。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金兵已占领辽国大部版图。穷途末路之时，天祚帝最终被俘。但是，有关其被俘地，史书记载不一。例如：
　　《辽史》卷30《天祚皇帝纪四》载：保大五年（1125）“二月，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获。”
　　《金史》卷3《太宗纪》载：天会三年（1125），“二月壬戌，娄室获辽主于余睹谷。”
　　《金史》卷70《习室传》载：“与娄室俱获辽帝于余睹谷。”
　　《金史》卷72《娄室传》载：“其后复袭辽帝于余都谷，获之。赐铁券，惟死罪乃笞之，余罪不问。”
　　《金史》卷72《海里传》载：“从娄室追及辽主于朔州阿敦山，辽主从数十骑逸去，娄室遣海里及术得往见辽主，谕之使降。辽主已穷蹙，待于阿敦山之东，娄室因获之，赏海里金五十两、银五百两、币帛二百匹、绵三百两。”
　　早在保大四年（1124）的时候，天祚帝不甘心大势已去，以兵3 万由夹山（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阴山）出发，企图抢占被金人夺去的西京道。此时，包括朔州、应州在内，早为金人所占。但是面对金兵，天祚帝毫无胜算，部众很快败溃。大势已去的天祚帝，由今天的右玉、平鲁南下，计划归依宋国，而随行的高僧以及参谋则建议投降女真。
　　女真过去本是辽国属部，与奴隶无异，宋辽好歹曾为兄弟之国，所以天祚帝犹豫未决。此时，金国大将完颜娄室早已控制朔、武等州（今山西五寨北三十二里大武州），拦住了天祚帝南下去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天祚帝继续东行，在金、宋势力交界之恒山一线亡命。《茆斋自叙》载：“自天祚驱鞑靼众三万余，乘粘罕归国、山后虚空，直抵云中府袭击。兀室率蔚、应、奉圣州、云中府汉儿、乡兵为前驱，以女真军马千余骑伏于山谷间，出鞑靼军之后，鞑靼溃乱大败。天祚南走，兀室遣娄宿孛堇以马五百匹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趋武州，南投大朝（宋朝），为随行僧所劝，谓南朝弱，必不敢留隐，当为女真所索。等辱，不可再辱。莫若径归女真，亦不失为王也。天祚意决不进，娄宿追及，乃下马跪迎天祚，请北面拜降。”
　　天祚帝究竟最后有没有依附宋国的想法呢？答案是，有。童贯《贺耶律氏灭亡表》载：“（天祚帝）又手书文字通，欲来归朝。臣依奉睿略，务敦大金信约，却不受。”按，大宋对曾经的邻国辽朝以兵戎相向，天祚帝几乎没有安身之所，所以在应州山谷间无所适从。
　　金兵是怎样在茫茫大山中追及天祚帝的呢？《松漠记闻》曰：“时天祚穷，将来归，以是故恐不加礼，乃走小勃律，复不纳。及夜回，欲之云中。未明，遇谍者，言娄宿军且至。天祚大惊，时从骑尚千余，有精金铸佛长丈有六尺者，他宝货称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车马皆有辙迹，为敌所及。”按，时节二月，大雪纷飞，天祚帝一行逃亡时，在路上留下了马车行驶的痕迹，所以被金兵循路追至。
　　关于天祚帝在朔州“阿敦山之东”被俘的记载，其实无误。当时，金兵已在朔、武等州布下天罗地网，天祚帝被迫向东逃亡。而不管是朔、武等州以东，还是“阿敦山之东”，必定是应州方向。《北征纪实》载：“遂禽虏其后妃、诸子、宗属，独天祚逸去不见。乃于朔州、武州境上即时分兵，每三十里百骑，顷刻布三百里以待之。果有一人驰骏马、手更牵二马望北驰去，骑兵围之，即下马，因自言曰：‘我天祚也。’骑兵将加执缚……”
　　这样，应州“余睹谷”这个地名，基本能判定是天祚帝被俘之地。从读音与书写来看，“余睹谷”应该是辽语，但也有学者猜测或是人名。查史书，辽末有一叛将耶律余都。《辽史》卷 102《耶律余睹传》载：“耶律余睹，一名余都姑，国族之近者也。”民国《马邑县志》卷 1《舆图志》载：“旧志云金主执辽延禧处。案宣和二年（1120），辽都统耶律余都（旧作‘伊睹’）叛降金，则余都本人名，非谷名。六年（1124），辽延禧至武州，与金人战，败走山阴。七年（1125）正月，金兵逼辽主，遗玺于桑乾河，遂入夹山，欲奔党项。二月，至应州，金将洛索获之以归。今不知谷所在，或因余都至而有是名耶？”耶律余都身为叛将，怎敢以自己名字命“余睹谷”？以上猜测大约不符合史实。
　　也有人认为“余睹”是峪名，在山阴。雍正《山西通志》卷 21《山川》载：“余睹谷，在（山阴）县南。宋宣和七年（1125）二月，党项小斛禄迎辽主延禧。辽主趋党项，又为金兵所袭，遂走应州，至余睹谷，金娄室执之以归。余睹峪，在（山阴）县南。宋宣和六年，辽主与金战于奄遏下水海，师溃，走山阴，居此。”山阴大约没有“余睹峪”这样的地名，作者对此也是猜测，志书其他地名多载距县城里数，独“余睹峪”、“余睹谷”简略记述在“县南”。
　　那么，这个“余睹谷”是在“应州新城东六十里”还是“应州西”呢？乾隆《应州续志》卷 1《方舆志》猜测：“则余睹谷当在今（应州）西山口一带，而所云‘新城’更在其西也。《云中志》谓在（应州）南山……”
　　我们知道，天祚帝在朔、武等州被辽兵击溃后，向东面的山谷逃亡，在降宋与降辽之间犹豫不定，为防被辽兵追及，自不会在马邑川、神武川等平衍之地行军。所以不管是应州东还是应州西，本不是天祚帝一行逃亡路线。安全起见，天祚帝必须藏身在应州南面绵延数百里的大山与深谷之间，而且还要不停地转移。
　　应州南30里有一个“护驾岗”，地近茹越口。万历《应州志》卷 1《地理志》记载：“故老相传，魏孝文皇帝驻跸于此，因以立名。”这个“护驾岗”的得名，应该是护卫天祚帝而来，金兵与辽人在此曾发生激战。试想，平城（今山西大同）为北魏京师，在“护驾岗”这样的近畿之地驻跸，孝文帝怎会担心大敌来犯，要大量士兵护驾呢？而只有天祚帝在逃亡之时，虎落平阳，随从极少，在茹越口附近被金兵追及时，天祚帝忠心耿耿的士卒与金兵交战，极力反抗。战斗中，天祚帝趁机孤身由茹越口南下，在今天的“榆东沟”再次被金兵追及，被迫投降。
　　今天的应县方言，“榆东沟”与“余睹谷”读音相近，“榆东沟”或是数百年之后民间所改。这个“榆东沟”，地处应县城南60里，或许就是天祚帝被俘之地。
　　又或是应州与繁峙相邻，繁峙古代地名常以“沟”为名，依据道光《繁峙县志》卷2《建置门》，繁峙县有大沟村、小沟村、塔西沟、泉沟村、石塔沟等近70个村名带有“沟”字。或许应州文化、民俗也被其影响，所以改“谷”为“沟”，“余睹谷”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榆东沟”。
　　辽朝极盛时，曾在应州城内建造宝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为筑巨塔，必要运送大型工程机械，而应州城门狭小，无以通过。后唐时的彰国军为中等方镇，州城的建制也无法与历史悠久的大同城相抗衡。《新五代史》卷48《尹晖传》载：尹晖“从废帝入洛阳，而晋高祖来朝，与晖遇于道。晖时犹为严卫指挥使，恃先降功，不为高祖屈，马上横鞭揖之。高祖怒，白废帝晖不可与名藩。乃以为应州节度使。”尹晖本是后唐末帝李从珂扈从功臣，为报答尹晖，李从珂一早应许让其管理邺都（今河北大名县东北）。但后来大将石敬瑭认为尹晖无德无礼，反对赐予其名藩大镇，李从珂遂让尹晖担任彰国军节度使，令尹晖十分怨望。看来这一时期的应州，建城时间很短，虽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家乡，但州城大小以及城门等次，还是中等方镇级别，不会太大或太高。
　　这样，为及时运送器械、木料，建好宝宫寺释迦塔，大约在辽道宗时期对应州城又有所改筑，所以应州城有了“新城”之名。
　　过去，谈及“新城”，很多人习惯性地想起新平城、梵王寺古城等等，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新城”与“旧城”相对，从本义来看，新建造的城均能被称为“新城”。例如，王忠嗣在担任河东节度使时，曾将大同军城移至云州城，又多有增修，之后的云州城就有了“新城”之名。例如，1986年在今大同市城东的曹夫楼出土了一方墓志，名为《唐故定襄郡定襄府果毅都尉安定梁君墓志》。志主梁秀，葬地为“新城之东原”，下葬时间为天宝七年（748）三月二十五日。墓志出土地曹夫楼，正好在御河东岸，东距大同古城约五六里，符合墓志所记“新城之东原”。此处的“新城”，就是云州城或大同军城。
　　“榆东沟”在茹越路，距离大宋代州繁峙县界极近。看来矛盾的天祚帝在逃亡时仍不能决定是降金还是降宋，所以在宋金界山中无所适从。
　　据成化《山西通志》卷7《景致》记载，应州古八景有“赤崖夕照”，在州东南茹越口。但是，穷途末路的天祚帝已无心去欣赏附近的风貌人文。江山易主，朝代改姓，本是天道常理。天祚帝不禁往北望向应州城内的宝宫寺释迦塔，这座塔曾承载了祖宗的功业与梦想。但大雪茫茫，释迦塔的影子目力已不能及。雪上尽是战马的蹄印，追兵很快将至。或许终于承认大辽气数已尽，天祚帝长叹一声，转身向金兵的方向走去……
　　三年后，天祚帝在孤苦、无望中病逝。
　　余睹谷，或许也就是今天应县的榆东沟，宣告了辽亡金兴，成为民族交融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刘冬
　　转自《朔州文博》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