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文化不多，偏偏还想附庸风雅，于是就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五谷楼。
　　一
　　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私家的室名斋号产生于汉晋之际，以室名斋号代替姓名来相称的风气，则是在唐宋时期才开始逐渐兴起的，比如辛弃疾的“稼轩”。这是他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春在上饶郡城外兴建的一间书房，因旁边全辟为田亩，故名“稼轩”，乃“临（庄）稼之轩”的意思。
　　其后的元明清三代，室名斋号依旧陪伴着文人学士风光一世。及至近当代，不少文人学士仍然喜欢给自己的书房取个斋号。
　　有朋友对我说，你的“五谷楼”缺乏诗意，一看就是村娃娃出身。我听后无言，继而在心里嘀咕，五谷有啥不好，谁不是吃五谷长大的？其实，我当年取五谷楼这个斋名还有一个小小的来历哩。
　　记得是1998年的腊月，我针对市民购买春联时不愿意挑选“五谷丰登”这个横批的小事，写下《谁要“五谷丰登”》署名评论，大约不到五百字，1999年2月初刊发在《朔州日报》第一版上。见报后，某领导说我是小题大做，市民买春联是人家的自由，不应当在要闻版上说三道四。其实，市民不愿意选“五谷丰登”横批只是这篇评论的一个由头，我重点批评的是部分人不重视农业以及农业生产的现象，进而提出“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五谷丰登就是最大的期盼”。随后，我把这篇文章寄到了《河北日报》的“杨柳青”专栏，很快就被全文刊登。“杨柳青”是《河北日报》的品牌专栏，在全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可以说，我的这篇短文并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而是观点鲜明、掷地有声的一篇署名评论。
　　2003年8月，我的评论集《谁要“五谷丰登”》由新疆电子出版社正式出版。当年这本书是通过投稿投准的，也就是非自费出版的作品集。记得当时出版社还给寄来6500元稿酬。当时出版社的编辑让我自己先取三个书名供他们参考或选择，意外的是他们选准了《谁要“五谷丰登”》这个书名。
　　2003年夏秋时节，我把报社家属楼的住房卖掉，换了一套带阁楼的六层楼房。从此，阁楼就成了我的书房；从此，我也有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书房。五谷楼这一斋号大约取名于2004年的元旦前夕，取名的目的也很明确，是为了纪念《谁要“五谷丰登”》的出版，虽说这本集子只有90页、不到10万字，但它毕竟是我的第一本作品集，而且还给我带来了6500元的收益。源于此，斋号名曰五谷楼似乎也说得过去。
　　二
　　我于麻将、扑克一窍不通，也从未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可是，人总是需要有点爱好的。如果说我也有爱好，可能就是喜欢读书了。
　　上高中的时候，自己的数学基础本来就不好，偏偏又不在这方面用功，导致严重偏科，其最终的结局便是高考时的名落孙山。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活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然而，世上从来不卖后悔的药。
　　据《朔县东大街陈氏家谱》记载，从我爷爷的父亲陈福开始，就已经以木匠为业了。我爷爷也是木匠，新中国成立前自己单干开棺材铺。1954年响应国家号召，带着棺材铺的所有工具和木材加入了朔县木业合作社。我父亲子承父业学的也是木工，1971年才开始改行铸工。
　　高考失败后，我爷爷希望我学木匠，父亲就把我送到了玛钢厂模型组当学徒，并说这里的四位老师傅都是当年木器厂的拔尖人才，跟着他们学，日后不怕没饭吃。可是，我却没心思学这鲁班的活计，渴望的还是看闲书。这时，每当有上了中专、中技的同学假期来看我，我的心就万分难受。这时，我才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了。1984年4月，山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次开考，我报考的是山西师大主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到1985年12月，这个专业产生了首届毕业生，我有幸成为朔县考生中唯一的一名毕业生。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是对自学者进行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1981年1月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市进行试点。当时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规定：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学历毕业生，如果想取得自学考试的本科学历，必须参加自学考试的专科段考试。
　　由于这一硬性规定，朔县一开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考生绝大部分是雁北师专等学校的毕业生，而且多数是中学的老师。能成为全省首届毕业的朔县唯一的一名考生，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让我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1992年6月，我又顺利通过汉语言文学本科阶段的所有考试科目，获得大学本科文凭。
　　三与高等院校的学生相比，自学的道路是艰难的，因为缺乏老师的指点，更缺乏名师的指点。1984年，我订阅了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中文自修》杂志，杂志的每一期不仅有中文课程的辅导，而且有不少大学名教授的自学经验谈。其中一篇是介绍中文工具书的，上面说，自学中文并不难，但需要把无声的老师请回家。广义上说，这无声的老师指的是所有的文史类工具书。对于刚开始自修的人来说，《辞源》《辞海》《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国成语大词典》这几位“名师”是无论如何也要请到自己家里的。
　　《辞源》编于1908年，1915年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1936年出版了续编。它是一部语文辞典，以语词为主，重在溯源，是一部古汉语方面的文史工具书，同时兼具百科性质。《辞海》，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是继《辞源》之后的第二部语文辞典，它是一部综合性工具书。这两部工具书的出现，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务院决定重新修订《辞源》和《辞海》。1979年商务印书馆新修订的四卷本《辞源》第一卷在全国公开发行，到1983年全部出齐。1979年《辞海》三卷本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至此，《辞源》《辞海》有了明确分工，即《辞源》是以文史为中心的中文工具书，《辞海》是一部具有百科性质的综合性工具书。
　　所谓的把“老师请回家”，自然就是到新华书店去买。1985年前后，这两部辞书不仅不好买，价格也很贵。现在查一下，《辞源》四卷本的定价是42.25元，《辞海》三卷本的定价是55元。当时我一个月挣不下50元，好在《辞源》是单本定价的，可以单买。《辞源》的确是一位好老师，对学习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是有很大帮助的。在自学考试的《古代汉语》（王力主编）考试中，当年我考取了83分的好成绩，这位“老师”是功不可没的。
　　到1992年，我先后买全了12卷本的《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和8卷本的《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这是两套到目前为止依然独领风骚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宽裕，又买了《中华大字典》《辞通》《说文解字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74卷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卷本）等。
　　把权威的工具书请回家，就等于是把众多的知名专家学者请回了家，一本万利，受益终生。
　　四
　　参加自学考试是为了拿个文凭。等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后才发觉，自己并没有学下多少东西，充其量不过是学了一遍大学四年所要学习的课本知识。因此要想有比较广博的知识，还得继续读书，也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等到有了五谷楼后，我的藏书就比较可观了。除去3000多册毛泽东著作专供收藏外，其余的基本上是文史类方面的，这里不妨大体说一下。
　　学习中文，中国的经典名著不能少。古代方面的有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名著，有注释本的，也有全译本的。
　　我买书喜欢买成套的。比如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16卷本）、《茅盾小说全集》（12卷本）、《郭沫若选集》（4卷本）、《老舍全集》（19卷本）、《姚雪垠全集》（20卷本）、《孙犁全集》（11卷本）、《秦牧全集》（10卷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巴金选集》（10卷本），三联出版社的《金庸全集》（36卷本）、《郁达夫文集》（10卷本），武汉出版社的《聂绀弩全集》（10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南怀瑾选集》（10卷本），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王力全集》（20卷本），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朱光潜全集》（20卷本），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张恨水全集》（62卷本），上海书店出版的《米舒文存》（8卷本），等等。此外，还有马烽、路遥、贾平凹等很多当代名家的文集。
　　人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其实是想分也分不开。所以后来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记得是298册。还有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共计30册，中华书局版的《中华民国史》（36卷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光绪版《山西通志》（20卷本），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山西通史》（21卷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山西通志》（59卷本），等等。
　　学文也好，学史也罢，适当订阅一点有关的杂志也是十分必要的，三十多年来，我先后订阅过《书法》《中国书法》《中篇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红楼梦学刊》《读者》《中国花卉盆景》《文史知识》等杂志，其中的《书法》《红楼梦学刊》《长篇小说选刊》《文史知识》都是从创刊号开始订阅的，一直到了2016年或2022年。
　　不少人说记者就是杂家。这一“杂”不要紧，不知不觉中书就买得多了。三年前我大致地清点过一下五谷楼的藏书，将近有2万余册。
　　如果有人要问，这2万余册图书你都读过吗？哪能呢，顶多不过十分之三。真是愧对了我的五谷楼！
　　压题图片陈永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