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章弘（上）
　　应县木塔傲然挺立塞外大地已近千年。在它脚下，金戈铁马，王朝更迭；爱恨情仇，幕起幕落。千年来层层累聚，并没有让她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檐角风铃的声音，穿越千年时光，回响在人们的耳旁。她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佛韵流转，光华普照，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她的生命来自每一件木构、每一片砖瓦。这一件件木构、一片片砖瓦，都饱含着官吏士绅、工匠小民的愿力和汗水。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前呼后拥，用他们的心愿、用他们的双手，抵御着时光洪流的消融力，让这座昔日皇家寺庙的佛塔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作为古建筑的瑰宝享誉世界。
　　壬寅三月，清明时节，新冠疫情突发，管控严格，街市寂寥。路旁花树，并没有因此收敛它们的怒放，依然灿烂了这个春天。起风了，空气中含着沙尘，阳光缺了春天该有的明媚，漫步在花香清幽的塔寺院里，抬头看看，木塔巍峨，雨燕盘旋；侧耳倾听，檐铃叮铛，风声轻吟，却显出无尽的空寂与深邃。近三十年间与木塔相守，我深知，木塔真的老了，危象丛生。我远远望着《重修释迦塔寺记》碑，想着木塔的前世今生。这是一位名叫章弘的应州知州，在整整五个甲子（300年）前，也是壬寅之春，“创捐清俸，同阖郡官绅衿士商民议修”木塔，数月告成。孟秋勒石记事，记述他重修释迦塔寺行状，期望殷殷、情怀满满。那年他62岁。
　　这是一位木塔历史、民间记忆绕不开的人物。
　　章弘，直隶宛平（今北京丰台）人。出身仕宦书香之家，一门几进士未可知，父子两州牧当属无疑。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任应州知州，任上八年大兴土木，将境内宫观庙宇、文庙牌坊修葺一新，兴教复礼、昌文化民，足见其文化情怀和治理追求。这是一大善政，对于保护地方文化遗产和一方文脉，有着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应州远处塞外，地瘠民贫，在那个时代，在不长的时间内，以一州之力，进行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可以想见他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承担着多大的风险，因此一时颇有政声。
　　最为重要的是，章弘在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春（1722年），倡捐重修木塔，整修环境、补修附属建筑、改木塔直棂窗为夹泥墙。这是一大创举，是一件为木塔续命、赓续木塔文化功德无量的事情，足以让章弘在木塔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梁思成先生的说法为证。1933年先生初次测绘木塔时惊叹：“这塔的现状尚不坏，虽略有朽裂处。870余年的风雨它不动声色的承受了”，还对修缮木塔充满期望，并为之奔走，“现在应县人士有捐钱重修之议，将来回北平后将不免为他们奔走一番，不用说动工时还须再来应县一次。”可是，应县木塔维修没有告知梁先生，1934年应县百姓在风水先生苏墨的倡议下，拆除了塔上所有夹泥墙，改装成现在的格扇窗。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夹泥墙封堵破坏了应县的风水。梁思成在《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报告中扼腕叹息道：“现在不惟壁画失亡，且因改换格子门，拆去斜戗，危及塔身的结构，比民国十五年战争中弹时损害尤烈，可谓为木塔八百余年以来最大的厄运，然而当时的破坏却是笼罩在重修的美名下面的。”梁先生疾呼“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适足以促短塔的寿命而已”。1950年，当初随梁思成先生来应县木塔的莫宗江随雁北文物考察团再赴应县木塔，在考察报告中写到：“自夹泥墙被拆除改成格子门以来，仅仅经过十五年，塔身可以看出歪向东北。在第二层内的各柱向东北倾斜最甚。”近七十年来木塔加速扭曲倾斜，危象丛生，更证实了先生们的预见和判断，也充分说明了夹泥墙对保护木塔的重大作用。
　　夹泥墙是章弘修的吗？是有争论的。夹泥墙到底是什么年代加上去的，查找到的资料少之又少，渺瀚的历史遗落了太多重要的内容。专家们的说法也是各执一词，只能从有限的史料文字中寻找历史真相。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为金元时期所修，一为清康熙末年章弘所修。
　　我赞同后一种观点。
　　据《重修释迦塔寺记》记载，章弘到任为康熙五十四年秋，震惊于木塔“规模宏敞，八面玲珑，远眺百余里，称宇内浮图第一”。“规模宏敞，八面玲珑，”说明还没有夹泥墙。如有夹泥墙，既不能“宏敞”，也不会“玲珑”。他还看到木塔“历年久远，……塔周低洼，时被水浸，垣墙坍塌，□□□□□□圮落日甚，钟鼓楼倾颓惨目。”便有志重修，“奈工程浩□（繁），孱力未□（敢）轻倡。”而且，他最为关注与治州牧民直接相关的“□□修建圣□文昌义学，南北□□□□□□玉皇诸殿”尚且“维艰”，修塔之事只能暂缓。
　　好在他离任前两年，康熙辛丑年（1721年），“岁获有秋，政通人和”，修塔之事出现转机。第二年即“壬寅之春，余创捐清俸，同阖郡官绅衿士商民议修，共成善事。”数月时间“创建东西禅堂六楹，左右知客房两座，作为焚修清净之地。”要紧的是“钟鼓二楼比旧址崇五尺，屹然对峙，与木塔相配辅也。周围新建墙垣、花墙八十余丈，明□堂□□增高三尺有奇。”“崇五尺”“增高三尺有奇”均为提高地基之举，为的是“巩固壮观，永杜水患也。”
　　更为重要的是“宝宫六层，瓦甃木植，悉为补修；丹雘上下佛像，重加妆点。”这里有一个重要信息：“瓦甃木植，悉为补修”，有关木塔夹泥墙和部分加固木构件。“甃”指井壁，也指用砖砌（井壁、池子等），“植”本意栽种或树立。“瓦甃木植，”可以理解为修砌夹泥墙，增加斜戕木构件。
　　在章弘《修塔记事》中亦有“至宝塔六层，总高三百六十尺,所需砖瓦层层运（送），物力浩繁。余出示，着游观孩童人等，凡登塔者或提砖一块，或持瓦一片，……而砖瓦堆积如山，应用不竭。”提砖持瓦登塔何用？修墙补瓦也。
　　木塔最早最珍贵的牌匾“释迦塔”，匾面除了正当落款外，还存有字体不一的小字，简明扼要地记载了历史上金元两次的木塔及牌匾增修情况。据明《应州志》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前的重大修缮加固只有三次，分别是金明昌五年至六年、元延佑七年和明正德十三年这三次大修。应州人田蕙在万历年间编修的《应州志》中的《重修佛宫寺释迦塔记》记载：“谨按塔之层有四，檐有六，角有八，八面栏杆围绕，网户玲珑，中通外直，而楼阁轩豁，盱人耳目”这样的字句。其中“网户玲珑”“楼阁轩豁”，分明是没有夹泥墙的样子。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已是明正德大修六十年后了。
　　在修塔过程中，章弘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皆有责。就连观塔游人和玩耍孩童，衙门告示要求“或提砖一块，或持瓦一片”（见木塔五层《修塔记事》匾）。“一时白叟黄童接踵踊跃，搬运如飞，皆不受钱，而砖瓦堆积如山，应用不竭”。这位时年六十二岁的老翁，平素脚恙步艰，自修塔工程时起，每日黎明得以亲临指挥，步履倍健，发出“政和年丰，人民安泰。若非神灵之护佑，灵应何以至此？”的感慨。可见章弘心情舒畅，百姓踊跃参加，而且“皆不受钱”。
　　由此来看，夹泥墙当属章弘所修，老百姓也是拥护的。
　　由此来看，章弘是一位有文化情怀的、有历史责任感的官员，对于应县的文化事业、特别是对于保护木塔有过重大历史贡献。可是，在有关史料中、在民间传说里，章弘却是另一种形象。
　　存放木塔院内的有关章弘的牌匾和碑刻，其文字大都已漫漶不清，仍然将章弘的人生高光和至暗时刻记录下来。
　　现存一通雍正二年的《革除陋弊碑》，记录了关于应州百姓状告章弘的信息。碑中引用了大量状书原文，有名有姓的三十三名告状带头人（称作状头）称:“自康熙五十四年起至雍正元年以来，于正供之外，有带征粮银之苦，有差买豆价之艰，有除贫征富之异，有代征米石之名，多征脚价之弊。病民蠹国，种种名色，罄竹难书……泣天无路，仅存皮骨……廉有孑遗”。就是说，章弘治应八年，病民蠹国，罄竹难书，以致州“民泣天无路，仅存皮骨”。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景象！
　　杜丽君
　　转自《朔州文博》2023年第3期
　　部分图片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