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娟娟
　　盛夏的一个周末，我们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寻访了王宝烈士的故居。
　　我们早就有约，等到都得闲暇，一同前往平鲁区凤凰城镇大破石村，在英雄的土地上品味英雄的故事。我、驾车的夫和一位领导三人成行，蒙蔚烈士的曾孙蒙建军在井坪汽车站等着我们。他将负责向导，把我们领到那个久仰的村庄。
　　从朔州城到井坪路程不算长，大概40几分钟便可到达。这条路、路边的树、路边的各种景色，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作为时政记者的我，常常跟随市委主要领导下乡，也常常走这条路。也说不上是种什么心情，我们无意欣赏这没有多大变化的路景，三人也基本不谈论什么，气氛稍显沉闷。
　　意在打破这种氛围，我向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领导提示，给我们讲讲蒙蔚、王宝烈士的故事。一直漠然的他顿时来了兴致，就其所知，从头讲起：岳父蒙蔚抗日壮烈牺牲后，女婿王宝也拉起一支抗日队伍，踏着岳父的血迹奋勇抗敌。当王宝牺牲后，他的妻子蒙青山又带着13岁的女儿王生梅、11岁的儿子王生明拉着马尾巴参加了革命。这是真正的前仆后继。当说到王生明回忆文章《验子》的动情处，领导的声音明显哽咽，继而失声痛哭。我们夫妇慌了，我赶紧把抽纸递到右前方，夫说:“您不能太难过!这把年纪了，怕伤肝。”
　　我们想把话题岔开，让他缓缓情绪，他却像个小孩似的不认哄，硬是继续讲那揪心的情境，直到车入井坪。这是位平素很注重公众形象的领导，我们见过他坐在主席台上端庄的模样，也见过他在台下与职工们谈笑风生，但从来没见过他这么认真地哭。我们再也不敢提烈士的故事。看得出来，他与王宝烈士的儿子生明的感情很深，是英烈的业绩做了纽带吧?他似乎又十分有分寸，在熟人面前能这样，见了蒙建军后，又特别姿态有度，握手、问候，一派谦和。
　　井坪汽车站往北不久，车便进入弯弯山路。原本要按导航导引，蒙建军说，前两天下雨恐怕坏了一段路，还是按着他指的道走放心。虽然多跑个十来里，但路况要好得多。其实，再好也好不过水泥路，再好也好不过柏油路。混凝土筑成的山道，时有小小的坑凹，常被颠得头顶“够”着了车子顶棚。
　　两个小时后，轿车穿过整洁干净的凤凰城镇，驶过了又一段更加曲里拐弯的砂砂路，来到一道梁上，往下一瞭，是一条绿茵茵的沟湾，不规则地东西走向，一孔孔破败的石窑东一片、西一片地坐落在那里。村里唯一的住户、两口人之一的男主人应邀和我们来到村东南头的5间石窑前，蒙建军说，这就是王宝烈士的故居。
　　这是一个平坦的院落，没有院墙,也无所谓大门，上了这个平台就进了院。院子大至有三四分地，临沟而立。隔沟往南，便是绿色的陡立的山坡，几乎是“天有一个院大”。院里长满各种草，堪称杂草丛生。草地上偶见脚踏过的痕迹，是前一日一群探寻烈士故居的人士丢下的，让人感到了一种生气与力量，说明这个移民搬迁后的村庄里，烈士的英名没有随迁，还有人来凭吊。5间石窑坐北朝南，洞孔像伸进北梁的望远镜，守望着一个山村的传奇、民族的过住。窑洞的顶部，又是一个大的平台，也又是一些院落。山民们颇会利用山势，筑造了颇具音律美的住宅群。5间石窑里早没了门窗，但墙皮还存有白土刷过的痕迹，一间屋子里的炕上还倒扣着一个不十分陈旧的痰盂，说明最后离开此居的居民距今时日不是太长。那村里两口人之一的男士说，这窑洞自王宝烈士全家搬出去后(1937年)，已经两易其主。一家姓赵的于解放前一二年住上，后又转卖给了段姓和李姓村民伙住。
　　让我们感到特别新奇的是，院里几株杨树正茁壮向上，竟有两株树头上安有喜鹊窝。村里有老人们讲，喜鹊是神鸟，专往有灵气的地面上筑窝。是烈士的精神为这块神奇的地面注入了灵气吧？据说，烈士家的一只狗曾在主人奔赴疆场8年多时间里，日夜卧在窑顶守护家园，竟在8年后与女主人蒙青山即王宝烈士妻子相聚时立马认出，且伏在主人怀里与主人哀伤同泣，其相认场面感天动地，令人下泪。
　　已经聊了好一阵，我们才问起这位男村主人的基本情况:他叫段世龙，73岁;妻子叫杜梅，其外祖父刘旭与王宝烈士相识，都是好汉;这村庄人最多时也不过200，整体搬迁后，他和杜梅没走,成了“村王”,他们种了10多亩地,养了30多只羊，今年接了50多只羔，还有两头骡子。领导跟他逗趣，说一只羔1000元，今年光这项收入就能达到5万元,他慌忙说:“那得长大了才值钱，得喂玉茭哩!”蒙建军给他递烟，他虎着羊腿骨做成的水烟锅连连说:“洋旱烟不如水烟得劲!”那团弄水烟的双手似松树皮，粗而黑，左手二拇指缺了半截，他说是割草弄坏的。他用本地口音表述事物，所言特别生动。与他相处得“无话不谈”时，我们话转正题：“您知道王宝烈士吗?知道他的老伴吗?知道他的儿子生明吗?”“知道点，也不全知道。”他说，“我也是听村里人叨拉哩，他们我都没见过。王宝是叫几个反动分子害死啦!”他说的叨拉就是闲聊的意思。
　　其实，关于王宝烈士牺牲的真实情况，1942年10月24日的《抗战日报》有详实记载。《抗战日报》称:
　　“王保(宝)同志，是今年8月5日在平鲁被敌人的特务分子所枪杀的。
　　“王保(宝)同志是平鲁县人，现年39岁，中国共产党员。家境贪苦，小学毕业后就无力升学。从15岁起，开始了困苦的生活。放过羊，赶过牲口，也当过煤窑工人，还担任过几年小学教员。‘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平鲁县的抗日动委会，担任区长，深入下层，接近群众，这时他的名字就在群众中热烈地传播着。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
　　这家由周恩来安排布置下创办起来的报纸深情地评价王宝烈士：“他是群众的领袖，也是群众的朋友”。
　　“我也听人家叨拉过”，段世龙猛吸了口水烟嘴，鼻孔里喷出两股青白色的烟柱，“生明是中央的记者,驻山西联络站。厉害哩!”他所说的联络站，是记者站。生明离休前曾先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记者站负责人、《法治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站长。“这家人不赖，当了官也不小看穷人。讲信义哩!刚解放蒙青山老人回来过一回。咱也没见过，只是听人们叨拉哩!”除了段世龙的“叨拉”，我们再无从知道烈士的其它故事，只能通过眼前的院落、草木，还有那5间残破的令人辛酸也令人激奋的石窑洞，去推想历史，推想民族危亡时期的时代英才。死去的为中华而死，死得其所;活着的为民族而战，可歌可泣。死去的鲜血染红那条通向外界的本无路的路;活着的沿着这条血染的路踔厉奋发,直到祖国解放、民族振兴之时，仍在没有穷期的战斗中不息地战斗、不息地工作。
　　盛夏的烈日当空时，大破石村的日头也不怎么烈，只要傍着些许树荫，就感到爽快的凉意。推想仅仅是推想，并无以佐证真实的历史，但有些历史是不用佐证的，因为它还活在我们的眼前，比如这5间破旧的石窑洞，就是烈士生活过的地方。比如这院落，就是烈士清扫过的院落。它们以无需辩驳的姿态,最生动地描绘着历史。此地此时，谁也没有它们权威。面朝南方的窑面上，已找不到丁点裹泥的痕迹，但裸露的石片嶙峋而骨感，那是铁的骨、钢的骨，虽经历百年风侵雨蚀，但依然展示着烈士的风骨。如果它有姓，应该是复姓:姓烈士!
　　不知是夫还是建军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时针己指向12点，我们要离开这里了。领导摸了摸衫兜,摸出30元钱来,递给段世龙:“你别嫌少，去买板子水烟抽吧!”并表示，今后还会来这里寻访，听他更多的叨拉。“进咱家吃饭吧!”他有些激动，他知道他面前的领导讲礼序，明白民俗，钱虽不多，但那是代表生明谢他的。
　　当我们品味幸福的时候，当我们些许对幸福生活还不满足的时候，应该回望一下那风侵雨蚀的窑洞，回望一下那条血染的路。一趟大破石之行，让我平添了一丝这样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