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的时候，我曾拜读了王与甘先生的传记文学《大明首辅王家屏》。不得不说，这是一部重新了解和认识王家屏的优秀读本。
　　一
　　王家屏，字忠伯，朔州山阴人，生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嘉靖四十三年（1564），王家屏乡试中举，隆庆二年（1568），高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被选为庶吉士。次年三月，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十二年四月，擢升吏部右侍郎，十二月，以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万历十四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万历十九年，担任首辅。万历二十年，引疾罢归，回到山阴。万历三十一年（1603）与世长辞，享年68岁。被追封为少保，谥文端。熹宗时增封太保，民间以“王阁爷”“王阁老”敬称之。著有《王文端公诗集》《复宿山房文集》。王家屏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朔州人官职最高的官员、唯一的内阁首辅。
　　《大明首辅王家屏》的作者王与甘，山阴县人，退休前系平鲁区人民医院副院长，一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该书73万字、70章，全面系统地记录了王家屏的成长历程。全书收录了王家屏的不少诗词、奏章、日讲讲义、书信、墓表等原创作品。这些作品分别贯穿在不同的章节里，成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让读者实实在在地领略了王家屏的才思敏捷、为人刚正、文笔生辉的精神风貌。比如，第十二章《家屏请免灾年赋税 张卤赴晋甄选拔贡》中，王家屏从南洲书院回到山阴城。山阴受灾严重，税收却没有减。对此他写下了《悯农》诗一首：“春日荷一锸，夏日荷一锄。摘稻如摘发，种谷如种珠……生计怀农事，谁能不欷歔。”表达了他对受灾地方的高度关注。不仅写诗，他还写呈子直接递交给县衙。
　　又如，第二十二章《吏部牵头考大臣 家屏拟旨谕百官》，张居正成为首辅后，内阁诸事繁杂，社会百废待兴。就在吏部牵头开始考察官员之际，大行皇帝尊谥礼成，昭告天下。王家屏采纳众人意见，起草了《拟上大行皇帝尊谥诏》，使吏部等衙门考察官员有了处理意见。介于复职等官员进京对朝廷有所表示这一现象，王家屏为皇上草拟了《拟敕谕天下朝觐官员》，全文不到300字，行云流水，得体端庄，文采飞扬。
　　万历皇帝登基，年仅10岁。培养教育皇帝的重任就落在了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家屏等重臣的身上。万历三年，王家屏充日讲官。万历七年，值日讲。《大明首辅王家屏》第二十八章，开篇就向读者介绍王家屏给皇上主讲《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一节，结尾时这样说：“三代之民所以不令而行，不严而治者，有其本也，汉武帝表章六经，学非不设，而内牵于多欲之私。唐太宗增置四学，教非不与，而身不免惭德之累。此皆本之不立，学校教化徒饰文具焉耳……仰惟皇上，道惟尽性，治本因心……臣愚更愿：持望道未见之溥，教思无穷之泽……”如此精辟之讲义，无愧一代帝师名号。
　　作为人物传记，《大明首辅王家屏》一书，把王家屏有史可查的诗词、奏章、讲义等作品，和故事的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显示了传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为传记的可读性增加了不少色彩。
　　二
　　我们知道，人物传记和小说是有很大差别的。人物传记是通过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和事迹等来反映主人公一生或一个时期的作为、贡献、社会影响的一种文学体裁。它要求作者实事求是、忠于史实，不能凭个人的好恶来取舍史实，更不能随心所欲、胡编乱造。小说则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描述，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说白一点，人物传记不能虚构。在这一方面，《大明首辅王家屏》是写得比较到位的。传记文学虽然说和小说不是同一种体裁，但它同样讲究艺术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可读性。
　　隆庆六年，年仅10岁的明神宗即位，张居正由顾命大臣升为首辅。此时，社会矛盾尖锐，万历王朝危机四伏，朝廷竟然走到了无力为满朝文武官员发放薪水的地步。经过张居正的一系列全面改革，到万历十年他去世时，明王朝一度中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吏治清明、边关安定。因此，张居正被誉为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十大名相”之一。然而，张居正去世不到一年，朝廷竟追夺了张居正的官阶、籍其家、夺玺书、销诰命。一时间，墙倒众人推，恶言污水铺天盖地。这是史实。《大明首辅王家屏》在第三十九章《丘侍郎奉旨抄张家 张敬修含恨写血书》中作了详细的描述：刑部侍郎丘橓奉旨前往江陵查抄张家，有些曾经极力巴结张居正的官员为他送行。丘侍郎对他们不屑一顾，三杯酒下肚，将酒杯一摔，说：“你们一个个都让我看不起，抄没张居正在京住宅时，多有你们为他祈福祷告的书札，有人许愿要折自己的寿给他，如今墙倒众人推，一个个成了反张先锋，也不脸红！”
　　有的官员惊得脸上失色，生怕丘橓将那些书札公布于众，或交与皇上。
　　有人巧言开脱，说：“人在矮屋下，哪个不低头？”
　　丘橓说：“其中唯独没有王家屏的只纸片言，王家屏真乃端人也!”
　　这个细节是从侧面来描写王家屏的。丘侍郎怒斥为他送行的官员，击节叹赏王家屏是“端人”。丘侍郎率众出发后，王家屏立即给湖广巡按任养心写了《寄任正宇侍御》，为张居正的后人说好话。
　　纵观《大明首辅王家屏》一书，类似这样的细节描写，无论是正面写还是侧面写，都为塑造王家屏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
　　三
　　《明史》第二百一十七卷（《列传第一百五》）共为王家屏、陈于陛、沈鲤等六人作了传记，王家屏位居篇首，大约2000余字，给了王家屏高度的评价：“家屏柄国止半载，又强半杜门，以戇
　　直去国，朝野惜也。……赠少保，谥文端。熹宗立，再赠太保，任一子尚宝臣。”通过阅读《王家屏列传》，我们不难看出，王家屏，生逢其时，幼年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33岁步入官场，直至官居首辅，位极人臣。然而，王家屏又是生不逢时的，主要是在首辅的位置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来，使得“朝野惜也”。
　　作为传记，无论谁来写，如果回答不好王家屏“生不逢时”这一历史问题，就很难说是一部成功的传记。《大明首辅王家屏》从第四十二章到五十六章，以浓重的笔墨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万历皇帝说起。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支持和辅佐下，走过了辉煌的十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大明帝国失去了重心，万历皇帝从此走上了一年不如一年的道路。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这样说：“以皇帝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柏杨在《中国历史年表》中指出：“从万历十七年开始，朱翊钧开始不视朝。（之后凡26年，与群臣不见一面。至1615年‘梃击案起，始出一朝，而又入宫不出，至其死，31年间，君臣仅该一次对唔’。）”
　　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批评皇帝贪财、嗜酒、恋色、尚气，结果被贬斥为民。实际上，雒于仁的指责恰恰击中了万历皇帝的要害。《明朝十六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他在位的后38年，就是生活在酒、色、财、气之中。”在明代十六帝中，这样的皇帝是首屈一指的。张居正之后，内阁首辅先后有张四维、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等十数人，并非学问不好、能力不行，而是皇帝不行。《大明首辅王家屏》一书对此也作了不少的描述，发人深省。
　　有人说王家屏的首辅没当到底，是因为卷入了册立太子一案，从而得罪了皇上。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的情况是，万历九年，皇长子朱常洛诞生，系王宫娥（后来的恭妃）所生。万历十四年，郑淑妃生下一子，名朱常洵，是为皇三子。按常理说，立太子是非长子莫属的，可是万历皇帝却偏偏宠爱郑淑妃，要废长立幼，有意立三子常洵为太子。因此和朝臣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万历皇帝不仅不立太子，而且对常洛读书也不关心，直到常洛13岁时，才在申时行、王家屏等廷臣的力争下出阁讲读。从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廷臣围绕立太子与万历皇帝争论了整整15年，所上奏疏累数千计，史称“争国本”。这一点，从《大明首辅王家屏》一书中也可以看到，并且写得十分精彩。
　　万历皇帝不立太子，是因为私心在作祟。由于立太子事关“国本”，所以申时行、王家屏等首辅及众大臣的拥立太子之举是为国着想的，其忠心日月可鉴。皇帝不立太子，也不临朝亲政，做大臣的就不好办事了。以致出现了申时行11次乞归、王家屏数次乞归的事，要知道这可是首辅们在“罢工”啊。《大明首辅王家屏》在不少的章节中都有具体的描述，值得反复品味。
　　纸短言长，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