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彭安，1928年农历三月初二生于当时的怀仁县何家堡乡赵庄村。我们家世代务农，我爹妈认为务农没出息，吃不饱饭，将改换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儿孙们身上。我们家六个孩子：四男二女，我是最小的四小子，我们弟兄四人和我的两个侄儿都在六七岁时入本村私塾房读书，读了“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一门六相公，都能达到写联写信记账打算盘的程度。1948年2月我爹便将20岁的我和24岁的我三哥送入部队当兵，下半年又将我大哥、二哥的长子一并送入部队。一门4个后生都当兵，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我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蒙军区，入伍第二天便参加了解放鹅毛口战役。第二次参加的战役是解放大同战役。1949年春季，我解放军各路大军陆续开赴大同，大同国民党守军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固城墙，准备固守；同时也准备献城归顺。所以当我方派员谈判时，对方说：“只要你们解放了太原，我们就归顺解放军”。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26日大同守军起义，大同和平解放。大同解放后，绥蒙军区8军一路北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集宁，随后又拟定解放陶林。陶林位于大青山东侧，我们的作战对手是国民党35军部属，时间正好是1949年农历大年三十夜12点左右，陶林老百姓按老传统接神，我们与国民党部队接火，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部队装备非常好，阵地上大炮一字排开，战壕工事里轻重机枪密密麻麻，士兵们清一色美国钢盔，美式冲锋枪，先大炮轰击一个多小时，后部队潮水般涌冲，我方好几处阵地工事被炸毁，人员撤离，阵地反复易手，战至天破晓，国民党部队乘美国十轮卡车撤退，我方获胜。缴获大炮六七门、枪械数量众多。我们连连长叫唐二罗，平鲁县人，爱兵如子，很会打仗。拿下陶林后我们连又解放了沙县、包头、绥远。绥远战役后，我被评为“战斗英雄”，荣获“华北解放纪念章”一枚，并升为排长，全排战友羡慕不已。休整半年后，我连奉命到大青山一带剿匪。1950年冬至1951年春将西北土匪彻底消灭。略做休整后，我们绥蒙军区8军便被悉数归拢到辽宁安东，将士们心知肚明，我们要“保家卫国，抗美援朝”了，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相反都异常高兴，只想再打胜仗，再立新功，我们有的只是兴奋、责任和血性。
　　1951年10月，我们绥蒙军区被并入67军，我被任命为排长。我们连入朝后通过两夜急行军赶到大兵站宁远。在这里休整了三个多月，主要听文化课老师给我们讲五次战役的辉煌经过，并且加紧训练射击、刺杀、夜战、近身搏斗技巧等，熟悉各种迫击炮、山炮、野战炮性能、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大批量实弹射击。战士们都能熟练掌握各种火炮的使用方法。
　　1952年2月，我们连越过元山、高山等地，从美军手中夺回三八线北侧最南端的著名军事要塞——孤山梁，彻底打破了美军志在必得孤山梁的梦想。孤山梁是第二次战役后，三八线北侧最南端前沿阵地，67军和68军分列孤山梁东西两侧。首次驻守部队为68军营长潘世贵（山阴人）率全营固守。一个月后由67军排长杨浩林（今朔城区人）率三排40多人接替潘世贵固守。一个月后，由我率一排固守阵地，固守期间的1952年冬天，战地记者曾为我拍摄过坑道口照片一张，我珍藏至今。我们连队与美军相隔不足半里地，他们在战壕里吵架声我们还能听得一清二楚。从此，我们长期固守孤山梁，战多和少,双方都用大炮远距离轰击对方。美军再未占领过孤山梁，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为止。停战后，我回国被派遣到重庆炮校学习。学习期间又得到一枚“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赠”纪念章。炮校重点学习炮兵在现代化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等内容，为未来战争做长远准备。1954年底，部队转业复员大批将士回乡，我便转业回到老家，将组织关系档案按部队要求上交到怀仁县文教局。
　　怀仁县文教局仔细验收我的档案，发现我是1948年入伍入党的军转干部，热情接待，第二天便通知我为马营小学校长，并马上上任。1955年马营由原来怀仁管辖变为山阴管辖，我的组织关系又被归入山阴县文教局。1955年国庆后，山阴县文教局将我从马营小学直接调入文教局任内务干事。当时文教局局长为杨建祥，也是部队转业干部，在部队曾任营长，他严格按组织原则办事，内务干事须为中共党员，我是中共党员干部，所以，才能从马营小学调入县城文教局。1959年组建山阴县晋剧团时，县委将我从文教局调入山阴县晋剧团任团长。到任后我全力鼓励剧团放开胆子，百花齐放想演什么剧就演什么剧，晋剧、二人转、大秧歌一齐上，剧团一派生机，多次在太原汇演获大奖。1972年我被调入山阴县化肥厂任生产科长。1989年，我办理了离休手续，居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