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光里,有一片家园
文章字数:2509
老家边家店。
她的老,能远远地看见。那是一大一小两座古堡,围拢着一段明清岁月。
她的老,也能远远地听见。那个口泉河畔,唤作“娘娘湾”的去处,她的名字里,住着九百年前的风,九百年前的雨。
而我能记住的,仅仅是一群大人和孩子。
大人们将田里的劳顿收拾回家,然后升起炊烟。
孩子们则于风中喊来一片云,追着它跑。
那时边家店,被一条大沟分割成两处居落。南边的叫村底下,北边的叫涧上。下米庄水库建成后,那沟,便成库区一部分。两处居落,凭一截土桥连着,鱼鳔般浮在水面上。村里的院落,多由土坯砌成,一番风雨,四壁便有水的洇渍。
也有几处大院,很吃年代的那种,砖与瓦之间,透着几分颓色。
那时边家店,出村的路,是一道道辙痕,缀满蹄花。村里人,很少走出北岭或大南梁的。他们的身影,被困在一片片庄稼地里:地东头、大东滩、趄坡、庄窝地、水涧南……那是一个“记工分”的年代,春日里种下希望,秋日里收获的是工分。一年的收入,最终体现于工码上。年景好的时候,工码能上到五毛甚至更多一些,劳力多的人家,除去口粮,能分个三、五十块。遇上赖年景,每工不足两毛钱,劳作一年,还欠队上不少钱,都挂在大队的“往来账”上。
最难的,是那种劳力少,孩娃又多的家庭,口粮都不够,吃着吃着,面瓮就见底了。
老辈人留下一句最见情的问候,就是相遇的时候,互问对方“吃了没?”
有一个词汇叫“陷泥窝”。封闭太久的缘故,乡亲们还保留着它古老的发音,说成“旱泥窝”,专门形容那种孩娃们都未成年的境遇。大人们聚在一起,每每都相互鼓励一番:“慢慢熬,总有熬出‘旱泥窝’的那一天!”
在他们眼里,等孩子们长大了,都成为壮劳力,也就走出了“旱泥窝”。
那是一个数代人关掉味蕾,为一片土地疗伤的年代。人们的口味,只介于咸淡之间。
那时的边家店人,命贱。五十来岁,就多满脸褶皱,佝偻着腰身,进入暮年。
有一户从海北头迁回的人家,老亲的缘故,我管老俩口叫“海北头二爷”和“海北头二奶”,三个儿子按次叫海北头二叔、海北头三叔、海北头四叔。
海北头二叔有一手木工活,村里人做个柜柜或打扇风门之类的,都乐意帮忙。很冷的一个冬夜,海北头二叔得了一种怪病,肚子鼓的像座山包,搁现代医学,叫“急性腹积水”。父亲和二爹套起马车,拉着海北头二叔,连夜往矿务局医院赶。颠簸的村道上,能数见车轮一圈一圈地转,还不到相邻的前村,海北头二叔就没了。
有个叫“芹儿”的女孩,住在我家屋后的堡子里。芹儿乖巧,脸上有一对浅浅的酒窝,笑起来给人甜甜的感觉。那年夏天,地里的庄禾刚锄完三遍,进入农闲。芹儿妈和一群女人聚在堡外一处墙根下,一边搓草葽,一边拉家常。芹儿就蹲在大人身边玩“子儿”。女人们不知那房,历百余年风雨,已是危房。说笑间,身后那堵墙,轰然倒塌。墙倒的瞬间,大人们都躲了出来,惊慌间,不见了芹儿。
那日,芹儿妈撕心的哭喊,响遍了全村。
七岁那年,母亲缝好书包,将我送进村里的学校。书包里两本课本,两个作业本,加上铅笔橡皮和五毛钱的学费,花了十个鸡蛋的钱。学校设在一条大沟的两侧,一、二年级教室在沟西,三至五年级教室在沟东。课桌是两个砖墩架着的一块木板,板凳从家里带。上学路上,脖子上挎着书包,手里抱着板凳。秋深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到村外树林里捡树枝,预备冬天生煤炉。大同矿务局拉回的煤,含硫高,煤炉生起来,有股刺鼻的气味,弥漫在教室里。整个冬天,嗓子像卡着一根刺,隐隐地疼。
十六岁那年,我随父母迁离边家店。随后的日子,外出求学到参加工作,再到结婚生子。边家店,如一枚古铜板,渐渐沉入记忆最深处。
再回边家店,缘了一场婚事。儿时一个叫宋圣的玩伴,邀我参加孩子的婚礼。
回村的路,从天鹅湖畔一直延伸到口泉河边,乌亮乌亮的柏油路面,折射着秋日的阳光。
几十年不见,曾经的孩童,都成了半大老头。四目相对,彼此有一种苍老的感觉。我们交谈,从儿时到现在,话题跨越了半个世纪。
宋圣的家,建在村委会南边,五间房大的院落,青砖红瓦,展展豁豁,堆满了喜气。他有一双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夫妻俩精心侍弄着二十来亩耕地,蔬菜、玉米、花生、小蜜薯、葵花、芝麻蜜香瓜……一年收入,不低于20万元。
“今年菜价好,前两天出菜,一车尖椒,就卖了一万五。”宋圣展了展眉毛,对我说。
老家的地,上水,也产出。
婚礼总管是支书边进福。边进福小名二邦,长我六岁,今年六十三了。村里人家大事小情,少不了他出面帮忙。相处得近了,全村人都叫他“姐夫”。
婚宴过后,“姐夫”要带我们几个沿村转转,让我们看看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从村南到村北,从村东到村西,笔直的街路,娉婷的景观树掩映着街灯,街路旁,是清一色的砖瓦院落。200来户人家,家家用上了自来水,户户通进了天然气,多数人家还拥有自己的小轿车。
在村西的下米庄水库边,我们彼此点烟对火,站立良久。但看沿岸杨柳青青,松柏亭亭,曾经的羊肠路,变成了旅游公路,库区内,波光潋滟,水鸟翔落……
“这些年,上面提乡村振兴,我看最要紧的,是把经济搞上去。”
“姐夫”趄起一只脚,习惯性地,将烟头于鞋底处拧灭,接着说:“咱村地好,水利设施也跟得上。早年是U型渠,近年又打了20多眼机井,全部换成了管灌,4400多亩耕地,没有一亩是旱地,一年瓜果蔬菜种下来,亩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村里还建了两个粮食和蔬菜批发市场,年产销玉米400万斤,高粱200万斤,蔬菜1000余万斤。就连北京新发地菜市场,都卖着咱村的菜哩!”
“今年是咱们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咱朔州建市35周年。前天我到镇里开了个会,说市里有媒体要下来,专门采写咱村里的发展情况。你看现在咱村人的生活,和几十年前相比,变化有多大!尤其最近这十来年,有句老话,我猛间想不起来……那叫什么花来着,开的一节一节的?”
姐夫眯着的眼睛望向我。
我说:“那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噢,就是芝麻开花,一节比一节高。”
“还有,咱村的人,生活好了,老辈人留下的风气还保留着。村里人包括浇地用电之类的事,都相互让着。谁家里有点难事,全村人都跟着急。那天我算了算,自打朔州建市,三十多年了,咱村没出过一个违法犯罪的赖货……”
……
返回的路上,我将车停在下米庄水库的坝沿上,借着渐渐暗去的水色,回望波光里的老家。一些脑海里潜沉已久的词汇,不断被翻新着。
祝福老家,祝福老家的亲人们……
她的老,能远远地看见。那是一大一小两座古堡,围拢着一段明清岁月。
她的老,也能远远地听见。那个口泉河畔,唤作“娘娘湾”的去处,她的名字里,住着九百年前的风,九百年前的雨。
而我能记住的,仅仅是一群大人和孩子。
大人们将田里的劳顿收拾回家,然后升起炊烟。
孩子们则于风中喊来一片云,追着它跑。
那时边家店,被一条大沟分割成两处居落。南边的叫村底下,北边的叫涧上。下米庄水库建成后,那沟,便成库区一部分。两处居落,凭一截土桥连着,鱼鳔般浮在水面上。村里的院落,多由土坯砌成,一番风雨,四壁便有水的洇渍。
也有几处大院,很吃年代的那种,砖与瓦之间,透着几分颓色。
那时边家店,出村的路,是一道道辙痕,缀满蹄花。村里人,很少走出北岭或大南梁的。他们的身影,被困在一片片庄稼地里:地东头、大东滩、趄坡、庄窝地、水涧南……那是一个“记工分”的年代,春日里种下希望,秋日里收获的是工分。一年的收入,最终体现于工码上。年景好的时候,工码能上到五毛甚至更多一些,劳力多的人家,除去口粮,能分个三、五十块。遇上赖年景,每工不足两毛钱,劳作一年,还欠队上不少钱,都挂在大队的“往来账”上。
最难的,是那种劳力少,孩娃又多的家庭,口粮都不够,吃着吃着,面瓮就见底了。
老辈人留下一句最见情的问候,就是相遇的时候,互问对方“吃了没?”
有一个词汇叫“陷泥窝”。封闭太久的缘故,乡亲们还保留着它古老的发音,说成“旱泥窝”,专门形容那种孩娃们都未成年的境遇。大人们聚在一起,每每都相互鼓励一番:“慢慢熬,总有熬出‘旱泥窝’的那一天!”
在他们眼里,等孩子们长大了,都成为壮劳力,也就走出了“旱泥窝”。
那是一个数代人关掉味蕾,为一片土地疗伤的年代。人们的口味,只介于咸淡之间。
那时的边家店人,命贱。五十来岁,就多满脸褶皱,佝偻着腰身,进入暮年。
有一户从海北头迁回的人家,老亲的缘故,我管老俩口叫“海北头二爷”和“海北头二奶”,三个儿子按次叫海北头二叔、海北头三叔、海北头四叔。
海北头二叔有一手木工活,村里人做个柜柜或打扇风门之类的,都乐意帮忙。很冷的一个冬夜,海北头二叔得了一种怪病,肚子鼓的像座山包,搁现代医学,叫“急性腹积水”。父亲和二爹套起马车,拉着海北头二叔,连夜往矿务局医院赶。颠簸的村道上,能数见车轮一圈一圈地转,还不到相邻的前村,海北头二叔就没了。
有个叫“芹儿”的女孩,住在我家屋后的堡子里。芹儿乖巧,脸上有一对浅浅的酒窝,笑起来给人甜甜的感觉。那年夏天,地里的庄禾刚锄完三遍,进入农闲。芹儿妈和一群女人聚在堡外一处墙根下,一边搓草葽,一边拉家常。芹儿就蹲在大人身边玩“子儿”。女人们不知那房,历百余年风雨,已是危房。说笑间,身后那堵墙,轰然倒塌。墙倒的瞬间,大人们都躲了出来,惊慌间,不见了芹儿。
那日,芹儿妈撕心的哭喊,响遍了全村。
七岁那年,母亲缝好书包,将我送进村里的学校。书包里两本课本,两个作业本,加上铅笔橡皮和五毛钱的学费,花了十个鸡蛋的钱。学校设在一条大沟的两侧,一、二年级教室在沟西,三至五年级教室在沟东。课桌是两个砖墩架着的一块木板,板凳从家里带。上学路上,脖子上挎着书包,手里抱着板凳。秋深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到村外树林里捡树枝,预备冬天生煤炉。大同矿务局拉回的煤,含硫高,煤炉生起来,有股刺鼻的气味,弥漫在教室里。整个冬天,嗓子像卡着一根刺,隐隐地疼。
十六岁那年,我随父母迁离边家店。随后的日子,外出求学到参加工作,再到结婚生子。边家店,如一枚古铜板,渐渐沉入记忆最深处。
再回边家店,缘了一场婚事。儿时一个叫宋圣的玩伴,邀我参加孩子的婚礼。
回村的路,从天鹅湖畔一直延伸到口泉河边,乌亮乌亮的柏油路面,折射着秋日的阳光。
几十年不见,曾经的孩童,都成了半大老头。四目相对,彼此有一种苍老的感觉。我们交谈,从儿时到现在,话题跨越了半个世纪。
宋圣的家,建在村委会南边,五间房大的院落,青砖红瓦,展展豁豁,堆满了喜气。他有一双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夫妻俩精心侍弄着二十来亩耕地,蔬菜、玉米、花生、小蜜薯、葵花、芝麻蜜香瓜……一年收入,不低于20万元。
“今年菜价好,前两天出菜,一车尖椒,就卖了一万五。”宋圣展了展眉毛,对我说。
老家的地,上水,也产出。
婚礼总管是支书边进福。边进福小名二邦,长我六岁,今年六十三了。村里人家大事小情,少不了他出面帮忙。相处得近了,全村人都叫他“姐夫”。
婚宴过后,“姐夫”要带我们几个沿村转转,让我们看看这些年村里的变化。
从村南到村北,从村东到村西,笔直的街路,娉婷的景观树掩映着街灯,街路旁,是清一色的砖瓦院落。200来户人家,家家用上了自来水,户户通进了天然气,多数人家还拥有自己的小轿车。
在村西的下米庄水库边,我们彼此点烟对火,站立良久。但看沿岸杨柳青青,松柏亭亭,曾经的羊肠路,变成了旅游公路,库区内,波光潋滟,水鸟翔落……
“这些年,上面提乡村振兴,我看最要紧的,是把经济搞上去。”
“姐夫”趄起一只脚,习惯性地,将烟头于鞋底处拧灭,接着说:“咱村地好,水利设施也跟得上。早年是U型渠,近年又打了20多眼机井,全部换成了管灌,4400多亩耕地,没有一亩是旱地,一年瓜果蔬菜种下来,亩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村里还建了两个粮食和蔬菜批发市场,年产销玉米400万斤,高粱200万斤,蔬菜1000余万斤。就连北京新发地菜市场,都卖着咱村的菜哩!”
“今年是咱们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咱朔州建市35周年。前天我到镇里开了个会,说市里有媒体要下来,专门采写咱村里的发展情况。你看现在咱村人的生活,和几十年前相比,变化有多大!尤其最近这十来年,有句老话,我猛间想不起来……那叫什么花来着,开的一节一节的?”
姐夫眯着的眼睛望向我。
我说:“那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噢,就是芝麻开花,一节比一节高。”
“还有,咱村的人,生活好了,老辈人留下的风气还保留着。村里人包括浇地用电之类的事,都相互让着。谁家里有点难事,全村人都跟着急。那天我算了算,自打朔州建市,三十多年了,咱村没出过一个违法犯罪的赖货……”
……
返回的路上,我将车停在下米庄水库的坝沿上,借着渐渐暗去的水色,回望波光里的老家。一些脑海里潜沉已久的词汇,不断被翻新着。
祝福老家,祝福老家的亲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