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臭电灯
文章字数：2594
灯，无论是古老的酥油灯、素油灯，还是后来的煤油灯，抑或是现代的电灯，它们给人带来的都是光明和温暖。在我小时候，大约是1975年到1981年这五六年间，朔县城里人时兴点“臭电灯”，一时间，蔚为大观，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据《朔县志》记载：“朔县发电厂1958年始建，位于县城东北2公里处的胡家窑村西，原装机容量2000千瓦，占地面积300亩……1959年投产发电，当年发电86.38万度。”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电灯照明开始在城里缓慢地普及，大约到了七十年代初期，煤油灯才开始退出市场。
随着工农业生产用电量的不断加大，到了1974年前后，城里的照明用电就日益不足了，尤其是到了晚上，电压从220伏一路下滑到36伏、12伏，甚至是8伏。12伏是个啥概念？简单地说，和当年的解放牌汽车上那只大灯的电压一样。家里的100瓦灯泡，拉开开关后，灯泡里只有豇豆大的一点暗暗的红光，比起煤油灯来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
1981年前，朔县城里的民用电电压极不稳定，还有一个原因是经常停电，甚至是天天停电。因此，家家户户都备着原来的煤油灯。
煤油灯一般由灯竖子、灯罩、灯盏三部分组成。灯竖子大多是木制的，底座子由一块寸把半厚、六七寸见方或圆形的木板制成，上面开卯榫栽一根二尺来高的木杆，木杆顶头再开卯榫连接一个掏成凹面木板，以便安放灯盏。灯盏绝大多数是由专门的白铁匠制作的，是一个扁圆形的小紫砂壶状的油壶，只是壶嘴嘴细而长，大约有二寸长、油笔芯粗，中间是空的，便于安放油灯捻子。木匠做好灯竖子后，不少家庭还让油漆匠给油洗彩画一番，最后再配上一顶形态各异的灯罩子才算完工。是的，别看是个小小的煤油灯，却动用了木匠、白铁匠、画匠们的三大手艺。因此，这煤油灯便深受家庭主妇们的抬爱，白天总是摆放在柜子的显眼处。到了晚上点着后，灯罩子的影儿将军般地倒影在雪白的墙壁上，一闪一闪地给宁静的夜晚带来了光明。我和妹妹们在油灯下写作业的情景又浮现在了眼前。
“赶紧给妈写哇，煤油可有数儿哩。这电灯啥时候才能亮了呢？”母亲一边催赶着我写作业，一边自言自语地埋怨说。
比起电灯来，煤油灯不仅光线暗淡，而且气味也呛人，再加上当时的煤油还不好买，需要凭票供应。可是，电压上不来，灯泡就亮不了。灯泡亮不了，就还得再点煤油灯。源于此，煤油也就更加紧俏了，更加吃香了。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我奶奶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穿过崇福寺东墙外的马神庙巷，从东大街走到西大街的供销社，来排队买这瓶煤油。可是，十之八九会无功而返，原因很简单，“数量有限，明天再来。”为了买一瓶煤油，跑半月二十天也是不稀罕的事。
在这种无奈的背景下，“臭电灯”也就应运而生了。
啥叫“臭电灯”呢？如今的小青年是没有见过的。要想说明白，恐怕还得从电石说起了。
电石，一般指的是碳化钙，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白色晶体。工业品为灰黑色块状物，断面为紫色或灰色。遇水即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乙炔，并放射出热量。由于电石气的火焰温度高达3100多度，因而被广泛地应用在金属的焊接和切割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朔县有很多工厂，在机械加工、铸造等行业，乙炔的金属焊接和切割是十分普遍的。为了和电焊工种相区别，从事乙炔焊接的工种就叫氧焊工。大概正是这些氧焊工触景生情的灵感作用吧，朔县的土制“臭电灯”就产生了。
“臭电灯”是由当地的白铁匠加工而成的，是一个半圆锥形柱体，上下两瓣扣合在一起的白铁桶桶，大约八九厘米粗、十几厘米高，在盖子的中心焊接着一根一尺多长的白铁皮卷的空管，空管的顶端再焊上一个注射用过的针头。
“臭电灯”使用前，需先把鸡蛋大的一块电石装在电石灯的下桶桶里，再把上桶桶的盖子盖紧，然后放在一个大搪瓷水杯里，灌上水，用一个有孔的石头或废轴承压住。“嚓”地划一根火柴对准那个针头，只听“嘭”的一声，这“臭电灯”就亮了。半尺多高的火苗发着青白色的耀眼的光芒，似乎比100瓦的灯泡还亮了不少。
“臭电灯”的本名应该叫电石灯，朔县人偏偏叫它“臭电灯”，是因为它在照明的同时会散发出一种蒜臭般的气味。纯乙炔原本是无臭的，但工业用的乙炔由于含有硫化物、磷化物等杂质，因此在使用中会产生臭气。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用上“臭电灯”的第二天晚上，我母亲就把它移在了窗外，灯光通过窗子玻璃照进家里，虽说不如原来的明亮，但臭气却是再也闻不见了。
“臭电灯”移在窗外，光线最好的地方就是炕上窗台的那一块，我把炕桌搬在窗台下，写作业再也不用发愁了。
那时我上小学，班里40多名同学，据说有一半的同学家里用上了“臭电灯”，由此推断，全城人使用“臭电灯”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了。一时间，电石竟成了稀缺之物。然而，工厂多自然有工厂多的好处，电石嘛，人们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能寻的寻，寻不上便想歪点子“偷”，厂里的领导看见了也没个好办法治，反正娃娃们得写作业哩。
说起这“臭电灯”，我母亲每每感叹道：“可别说‘人儿哇’臭啊，它可帮了妈不少忙哩。”
我母亲的裁缝手艺好，到了1975年，干脆在家里开了裁缝作坊，给人们来料加工衣裳，赚点微薄的加工费。一般是白天下料，晚上加工。这“臭电灯”自然就有了很大的用场。
晚上我们兄妹睡着后，母亲就把“臭电灯”再从院里移到家里，远远地照着那台“飞人牌”缝纫机，“突突突”地把机子踩得山响。头几次，我睡梦中闻到这股臭气后，惺忪着眼睛问母亲：“妈，咋臭成这样哩？”
“就你鼻子尖，妈咋一下也没闻见？赶紧睡哇，明儿还上学哩。”母亲笑着说。
说来也怪，好像没等母亲的话说完，我便又回到了梦乡。
前几天，和母亲回忆起当年的这把“臭电灯”，母亲说：“还不是叫那个‘穷’给逼的，不是半夜给人家缝衣裳，光景就不好过啊。至于说电石的臭味，妈大概早就给‘味’出来啦，实在想不起是个啥味道来啦。”
大约到了1981年，朔县城里的电压开始逐步走向正常，“臭电灯”也就慢慢地告别了历史舞台。
1995年，我还在母亲家的小南房里见到过这把“臭电灯”，父亲说要扔掉，母亲说：“不能扔，等我死后你们再扔吧，它可给我当过六七年的好伙伴哩。”当时我还感到母亲好笑，一把破“臭电灯”有啥好留恋的？前几天，那把“臭电灯”伴着母亲缝制衣裳的镜头又一次闯进了我的梦里。屈指算来，离1995年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穷则思变，“臭电灯”也是被“穷”逼出来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朔州的电力事业迅猛发展，不仅满足了各项事业的用电所需，而且把电通过条条银线送到了北京，送到了祖国各地。抚今追昔，当年连居民照明用电都无法满足的朔县，竟然能发展成为祖国的能源大市，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啊！
据《朔县志》记载：“朔县发电厂1958年始建，位于县城东北2公里处的胡家窑村西，原装机容量2000千瓦，占地面积300亩……1959年投产发电，当年发电86.38万度。”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电灯照明开始在城里缓慢地普及，大约到了七十年代初期，煤油灯才开始退出市场。
随着工农业生产用电量的不断加大，到了1974年前后，城里的照明用电就日益不足了，尤其是到了晚上，电压从220伏一路下滑到36伏、12伏，甚至是8伏。12伏是个啥概念？简单地说，和当年的解放牌汽车上那只大灯的电压一样。家里的100瓦灯泡，拉开开关后，灯泡里只有豇豆大的一点暗暗的红光，比起煤油灯来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
1981年前，朔县城里的民用电电压极不稳定，还有一个原因是经常停电，甚至是天天停电。因此，家家户户都备着原来的煤油灯。
煤油灯一般由灯竖子、灯罩、灯盏三部分组成。灯竖子大多是木制的，底座子由一块寸把半厚、六七寸见方或圆形的木板制成，上面开卯榫栽一根二尺来高的木杆，木杆顶头再开卯榫连接一个掏成凹面木板，以便安放灯盏。灯盏绝大多数是由专门的白铁匠制作的，是一个扁圆形的小紫砂壶状的油壶，只是壶嘴嘴细而长，大约有二寸长、油笔芯粗，中间是空的，便于安放油灯捻子。木匠做好灯竖子后，不少家庭还让油漆匠给油洗彩画一番，最后再配上一顶形态各异的灯罩子才算完工。是的，别看是个小小的煤油灯，却动用了木匠、白铁匠、画匠们的三大手艺。因此，这煤油灯便深受家庭主妇们的抬爱，白天总是摆放在柜子的显眼处。到了晚上点着后，灯罩子的影儿将军般地倒影在雪白的墙壁上，一闪一闪地给宁静的夜晚带来了光明。我和妹妹们在油灯下写作业的情景又浮现在了眼前。
“赶紧给妈写哇，煤油可有数儿哩。这电灯啥时候才能亮了呢？”母亲一边催赶着我写作业，一边自言自语地埋怨说。
比起电灯来，煤油灯不仅光线暗淡，而且气味也呛人，再加上当时的煤油还不好买，需要凭票供应。可是，电压上不来，灯泡就亮不了。灯泡亮不了，就还得再点煤油灯。源于此，煤油也就更加紧俏了，更加吃香了。无论酷暑还是严冬，我奶奶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穿过崇福寺东墙外的马神庙巷，从东大街走到西大街的供销社，来排队买这瓶煤油。可是，十之八九会无功而返，原因很简单，“数量有限，明天再来。”为了买一瓶煤油，跑半月二十天也是不稀罕的事。
在这种无奈的背景下，“臭电灯”也就应运而生了。
啥叫“臭电灯”呢？如今的小青年是没有见过的。要想说明白，恐怕还得从电石说起了。
电石，一般指的是碳化钙，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白色晶体。工业品为灰黑色块状物，断面为紫色或灰色。遇水即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乙炔，并放射出热量。由于电石气的火焰温度高达3100多度，因而被广泛地应用在金属的焊接和切割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朔县有很多工厂，在机械加工、铸造等行业，乙炔的金属焊接和切割是十分普遍的。为了和电焊工种相区别，从事乙炔焊接的工种就叫氧焊工。大概正是这些氧焊工触景生情的灵感作用吧，朔县的土制“臭电灯”就产生了。
“臭电灯”是由当地的白铁匠加工而成的，是一个半圆锥形柱体，上下两瓣扣合在一起的白铁桶桶，大约八九厘米粗、十几厘米高，在盖子的中心焊接着一根一尺多长的白铁皮卷的空管，空管的顶端再焊上一个注射用过的针头。
“臭电灯”使用前，需先把鸡蛋大的一块电石装在电石灯的下桶桶里，再把上桶桶的盖子盖紧，然后放在一个大搪瓷水杯里，灌上水，用一个有孔的石头或废轴承压住。“嚓”地划一根火柴对准那个针头，只听“嘭”的一声，这“臭电灯”就亮了。半尺多高的火苗发着青白色的耀眼的光芒，似乎比100瓦的灯泡还亮了不少。
“臭电灯”的本名应该叫电石灯，朔县人偏偏叫它“臭电灯”，是因为它在照明的同时会散发出一种蒜臭般的气味。纯乙炔原本是无臭的，但工业用的乙炔由于含有硫化物、磷化物等杂质，因此在使用中会产生臭气。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用上“臭电灯”的第二天晚上，我母亲就把它移在了窗外，灯光通过窗子玻璃照进家里，虽说不如原来的明亮，但臭气却是再也闻不见了。
“臭电灯”移在窗外，光线最好的地方就是炕上窗台的那一块，我把炕桌搬在窗台下，写作业再也不用发愁了。
那时我上小学，班里40多名同学，据说有一半的同学家里用上了“臭电灯”，由此推断，全城人使用“臭电灯”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了。一时间，电石竟成了稀缺之物。然而，工厂多自然有工厂多的好处，电石嘛，人们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能寻的寻，寻不上便想歪点子“偷”，厂里的领导看见了也没个好办法治，反正娃娃们得写作业哩。
说起这“臭电灯”，我母亲每每感叹道：“可别说‘人儿哇’臭啊，它可帮了妈不少忙哩。”
我母亲的裁缝手艺好，到了1975年，干脆在家里开了裁缝作坊，给人们来料加工衣裳，赚点微薄的加工费。一般是白天下料，晚上加工。这“臭电灯”自然就有了很大的用场。
晚上我们兄妹睡着后，母亲就把“臭电灯”再从院里移到家里，远远地照着那台“飞人牌”缝纫机，“突突突”地把机子踩得山响。头几次，我睡梦中闻到这股臭气后，惺忪着眼睛问母亲：“妈，咋臭成这样哩？”
“就你鼻子尖，妈咋一下也没闻见？赶紧睡哇，明儿还上学哩。”母亲笑着说。
说来也怪，好像没等母亲的话说完，我便又回到了梦乡。
前几天，和母亲回忆起当年的这把“臭电灯”，母亲说：“还不是叫那个‘穷’给逼的，不是半夜给人家缝衣裳，光景就不好过啊。至于说电石的臭味，妈大概早就给‘味’出来啦，实在想不起是个啥味道来啦。”
大约到了1981年，朔县城里的电压开始逐步走向正常，“臭电灯”也就慢慢地告别了历史舞台。
1995年，我还在母亲家的小南房里见到过这把“臭电灯”，父亲说要扔掉，母亲说：“不能扔，等我死后你们再扔吧，它可给我当过六七年的好伙伴哩。”当时我还感到母亲好笑，一把破“臭电灯”有啥好留恋的？前几天，那把“臭电灯”伴着母亲缝制衣裳的镜头又一次闯进了我的梦里。屈指算来，离1995年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穷则思变，“臭电灯”也是被“穷”逼出来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朔州的电力事业迅猛发展，不仅满足了各项事业的用电所需，而且把电通过条条银线送到了北京，送到了祖国各地。抚今追昔，当年连居民照明用电都无法满足的朔县，竟然能发展成为祖国的能源大市，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