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时的友谊总带着泥土的温热。我在村里也曾有四五个形影不离的玩伴，但若论年岁相当、志趣相投的知己，当属我的二叔——杨维林。说是二叔，他却与我同岁，生辰还小我数月，不过因着辈分与父亲同辈，便成了我的长辈。
　　二叔生于纯粹的农家，他的父亲（按辈分我唤作大爷爷）是深耕土地的庄稼把式。春耕时扶犁的稳健、秋收时扬场的利落，田间地头的十八般武艺，他无不通晓精熟。农闲时，他又是村里响当当的泥瓦匠，生产队盖房修窑、乡邻打炕垒灶，总能看到他卷着裤腿和泥的身影。
　　大爷爷身上有着农民特有的温厚：说话从不与人争高低，帮工从不求回报，在村里博来“老好人”的口碑。大奶奶更是位心慈面善的长者，嘴角总挂着笑纹，即便身处困境，仍有村妇们爱往她家跑——跟着她学针线活、唠家常。村子里谁家闹了婆媳矛盾、兄弟分家，只要她登门说和，总能化干戈为玉帛。
　　二叔的童年，是在放牛的鞭声与课本的油墨间反复挣扎的。小学毕业后，辍学务农，单薄的身子扛不动锄头，只能赶着牛群在村南河湾里的树林里晃荡。第二年，进入了村里的初中学习，完成了二年的初中学业。初中毕业，再一次离校回村里劳动。1978年，二叔杨维林参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考试。幸运的是他进入了录取线，走进了山西省中医学校，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中专生。
　　多年后祭祖小聚，我们围坐在土窑炕上，听他轻描淡写回忆这段往事。他摩挲着粗瓷茶碗说：“那些年吃的苦，倒像是给心磨了层茧——往后遇着啥难处，都能忍得住、扛得动。”
　　走出校门分配到山阴县人民医院后，二叔为村子里人们做了不少的好事。在我们村，乡亲们只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要到山阴城，一来是我们村到山阴县城距离比较近；二来就是因为山阴县医院有我们村里的杨维林。而二叔他也是尽自己所能给予乡亲们全力的帮助。看病买药钱不够，他先给付上；进医院找不到医生，他亲自带着找医生；病人住院治疗，他给送饭；医院里病房住不下，就让病人住在他的家里。就这样，二叔三十多年如一日，像对待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为村子里乡亲们解决就医难题，让乡亲们心思重重进医院，坦坦荡荡放心走出来。不仅对村里的乡亲们是这样，就我们村邻近村子里的人找到他，他也是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因此，在我们村方圆十几里，只要是说到二叔杨维林，没有一个不认识的，也没有一个不称赞的。
　　三十多年间，他的办公室总堆着给乡亲们捎的草药，自行车后架载过无数焦虑的病人。方圆十里的百姓只要说起“杨大夫”，眼神里都是热乎劲儿。有人拎着鸡蛋来谢他，他总要板着脸推回去：“我是农村生农村长大的农村娃，能为村子里乡亲们跑跑腿，比啥都强。”
　　年近七旬的二叔离开岗位也快十年了，但退休后二叔的手机依然响个不停。好多乡亲们就医看病遇到了麻烦，总要去找二叔帮忙。去年邻村的一位老农在放牛时摔断腿，二叔在医院楼上楼下跑了一整天，帮着这位不认识的老农办手续、找护工，临了还塞给老农两百块钱。“人退了，心不能退。”他常把这话挂在嘴边。
　　二叔这辈子，不像大山那样巍然屹立般引人瞩目，却如涓涓细流，默默滋养着一方土地——是无数次深夜急诊的奔波，是病床前温声细语的宽慰，是塞给贫困患者的那把皱巴巴的钱票。这些小事像溪水般淌过岁月，最终聚成两个沉甸甸的字：忠厚。
　　忠厚传家远。从大爷爷的泥瓦刀，到二叔的听诊器，一脉相承，是对土地的敬畏、对他人的热肠、对乡亲们的奉献、对国家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