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外祖父都为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父亲从小跟祖父走口外、当长工，母亲十岁时便被外祖父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二人在旧社会饱尝了苦难。因家庭赤贫，父亲童年只上过一个冬季的私塾，母亲则大字不识一个。但他们把做人真谛践行于日常的行动中，终其一生。同时也浸润了我的精神世界，指引着我的一言一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情报员。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父亲置生死于度外，在隐蔽的战线上和敌人斗智斗勇。一天，父亲从城里内线获得绝密情报，乔匪军组织一个团的兵力，准备包围歼灭党领导的独立营。时值隆冬时节，父亲心急如焚，冒着寒风大雪，连夜奔波近百里，及时通知了独立营，独立营当即转移到安全地带，乔匪军扑了空，阴谋失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积极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山区工作，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1956年，我四岁时，父亲赴白马石乡政府工作，我们家随着迁徙。
　　父亲到达白马石乡后，正值基层政权从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时期，他不辞劳苦，踏遍了全乡几十个山村的每个角落，调查研究，访贫问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耐心地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说服动员大家跟党走，尽快进入社会主义，人人过上好日子。
　　1959年底，父亲调入大营公社工作，任党委组织委员、并兼职侯家岭大队支部书记。侯家岭大队是全县有名的穷村之一，全大队没有一辆大车，春季送粪、秋天收获，全靠社员们肩担背扛，既辛苦且劳动效率低下，见此情景，父亲和支委们研究决定，用村里的牛从河北省换回了一辆胶轮车，解决了运输问题，解放了生产力。
　　1970年，父亲调任大黄巍公社任农机站站长。农机站拥有三台链轨车用于耕地，两台形号55马力的胶轮车跑运输，作为站长，职位不高，权力不小。有个有头脸的人多次拿着送礼、吃喝的发票要父亲设法处理，都被父亲严词拒绝。后来父亲又在县城农机试制厂任副厂长，他不计较职务高低，一心又投入到农业机械设备制造上来。
　　父亲临终前和我说：“我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贪污腐败的人，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唯一对不起你们，你要好好孝顺你妈，她跟着我辛苦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
　　父亲走了。他一生洁身自好，烟酒不沾。他像慧星一样，燃烧自己的生命，把那微弱之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母亲十岁时便被外祖父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因不堪殴打，几次逃回，又被外公用绳捆绑，重新投入苦海。然而她天生纯孝，从未记恨过她的父亲。一次，外祖父的腿被恶狗咬伤，血肉模糊，无钱医治，时逢伏天，感染化脓，随即生蛆，腥臭难闻，人人避之不及。当年母亲已婚后生我，闻讯后，匆忙地抱着我步行数十里赶到，用筷子把蛆一个个挟出，用嘴把脓水一口一口地吸出，那脓血恶臭气味刺激鼻胃，不停地呕吐，直吐到胆汁四溢，地上绿色一片。然而母亲没有畏惧，日日坚持不懈，直到外祖父伤口愈合。母亲的孝举，经村民们口口相传，被誉为当地第一孝女。
　　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待人古道热肠，扶危济困，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过无数穷苦百姓。
　　传承是实践的前提，而实践是传承的升华。在我学生时代，父母亲没有华丽的语言教育我，只有一句朴实的话：“好好念书，老老实实做人。”然而他们用“润物细无声”的行动影响了我的一生。
　　如今他们早已先后作古，但他们的精神，在我的生命世界里永存，并影响着我的下一代，使我的一双儿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