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
　　这两个字于我，早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带着焦香滚烫的“召唤”。
　　仿佛是一种刻在血脉里的仪式。只要周六的指针一到，我的车轮就必须转向那个熟悉的老巷口。哥哥姐姐们早就给这个仪式起了个名字，带着戏谑也带着一丝了然的宠溺：“铁打的焖面。”
　　为了这“铁打”二字，我那八十四岁的父亲，必须在上午八点前准时出发。
　　他会挎上那个用得发白、边缘起了毛的篮子，走进早市那片活色生香的市场。他的背已经佝偻了，但步伐依旧坚定。他要穿过卖活鱼的水汽，绕开刚出笼的包子热浪，径直走向那几家他信得过的老摊位。
　　“二白好吃焖面。”这是爸妈心中雷打不动的信条。
　　所以，父亲的采购清单也成了“铁打”的：豆角，必须是掐得出水的嫩绿色；豆芽，必须是根须分明的“活”豆芽；五花肉，肥瘦要相间，煸炒时才能“出油”；还有那刚从机器里压出来带着面粉香气的湿面。
　　他拎着这一兜沉甸甸的“周六”，蹒跚着往回走。他不是在买菜，他是在为我这一天的圆满，铺设好最坚实的“地基”。
　　而那个八十三岁的女人，我的母亲，则从父亲进门的那一刻起，开始了她漫长而焦灼的“瞭望”。
　　她的爱，不像父亲那样沉静和内敛。她的爱，是外放的，是具象的，是带着神经质的“担心”。
　　我若是周六不回去，她就不放心。那是一种怎样的“不放心”？
　　有一次，我外出学习，明明确确提前打了电话，告诉她：“妈，我这周学习，不回去了。”
　　妈妈忘记了。
　　人老了，记忆就像一个筛子，所有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都漏下去了。唯独对我的牵挂，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卡在筛子眼上。
　　到了周六中午，我的电话没有如期响起，我的车没有停在路口。
　　妈妈开始坐立不安。她让爸爸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我正在会场。我听着爸爸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二白，你……你咋不回来？”
　　我的心，在那一刻被猛地攥紧了。
　　我赶紧在电话里跟爸爸解释：“爸，我不是那天和妈说了吗，我在外学习呢。”
　　电话那头，爸爸“哦哦”了两声，挂了电话。
　　等到了下个周六，我学习完，才真正回去。推开门，妈妈正坐在小凳子上，对着门口发呆。看到我，她没有站起来，而是用那双泛红的双眼，以一个孩童般的姿态紧紧拉住了我的手。那双布满褶皱、微凉的手，力道大得惊人。“妈就是担心你了，你咋不回来？”
　　爸爸也在旁边，看着妈妈这个样子，叹了口气，对我下“通牒”：“你这每个礼拜六得回来了，不回来你妈就担心得不行。”
　　我这才明白，我提前打的那个电话，在妈妈的“遗忘”面前，毫无意义。在她那已然混乱的时间感里，我的“缺席”，就是唯一的事实。
　　我不敢再想下去。我只是握紧她的手：“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是啊，我回来了。
　　厨房里，“刺啦”一声，是父亲切好的五花肉下了锅，浓郁的酱香和豆角特有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这就是“铁打的焖面”的序曲。
　　妈妈站在灶台前，看着火，往锅里添水，再把面条均匀地铺在菜上，盖上锅盖。
　　“焖”，这个字，是这道饭的灵魂。
　　它需要等待。
　　就像妈妈对我的爱，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焖”。用她的操心作柴，用她的焦虑作火，用她的等待作水汽，把我“焖”熟，焖得入味。
　　午后，我必须爬上那盘热乎乎的土炕，睡个午觉。这是我在这个家里，最奢侈的享受。只有在这盘炕上，我才能卸下所有的铠甲，变回那个可以肆无忌惮的孩子“二白”。
　　我睡得很沉。那是一种全然的、毫无防备的、回归母体的沉睡。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不是自然醒，而是被一种目光“看”醒的。
　　我睁开眼，妈妈就盘腿坐在我旁边，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阳光从窗棂斜射进来，给她的银发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她的眼神，那么专注，那么温柔。
　　我一动，她身子轻轻一颤：“醒了？妈没吵你吧？”
　　我摇摇头，心里却翻江倒海。
　　关于我睡觉的记忆，还有更深的一幕。
　　那次，我还在睡。睡得迷迷糊糊，隐隐约约听到爸爸醒了，他随手打开了电视。声音刚一响，妈妈立刻疾步穿堂而过，甚至带着小跑。
　　随即，我听到她压低了声音，语气却是我从未听过的严厉：“二白还睡着了，你看啥电视！”
　　那一刻，我闭着眼睛，眼泪却差点流出来。
　　八十四岁的父亲，在八十三岁的母亲面前，因为吵到了我睡觉，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赶紧关掉了电视。
　　在他们眼里，我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好像永远都没有长大。他们永远记得，我这个小时候特别爱哭的“二白”，娇气、霸道。有时候，明明是我抢了哥哥姐姐的玩具，明明是我自己摔倒了，只要我一哭，那惊天动地的哭声就是“圣旨”。爸妈会立刻冲过来，不由分说，挨骂挨打的，永远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哥哥姐姐。
　　我是那个被偏爱到“蛮不讲理”的“二白”。我欠哥哥姐姐的，更欠爸妈的。所以，现在我长大了，我懂得了那份“辛苦”。我的“孝顺”，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一种“补偿”。一种与时间拔河的、慌张的“补偿”。
　　趁着时间还来得及，我会给妈妈买她最爱吃的榴莲和炖得烂熟的猪蹄，也会买各种软乎的入口即化的吃食。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牙口不好了。
　　“牙口不好”，这是衰老最直白最残酷的宣告。他们再也咬不动脆生的豆角，啃不动带筋的骨头。他们能享受的人间美味，正在一样一样地减少。
　　我能做的，就是用这种最笨拙的方式，试图挽留住什么。我在和时间赛跑。
　　我希望我买榴莲的速度，能跑过妈妈记忆衰退的速度；我希望我买软烂猪蹄的速度，能跑过他们牙齿脱落的速度。
　　就像这“铁打的焖面”，妈妈做焖面的时候，总会做满满一大铁锅。她算准了的。下午，我要回了，爸妈会拿出好几个饭盒，把锅里剩下的焖面装得满满当当。
　　“拿着，回去热热吃。”
　　她一边用勺子把菜和肉往我饭盒里使劲压，一边絮絮叨叨：“明天吃，后天也够了……”
　　我拎着那沉甸甸的、还带着余温的饭盒，还没走出小院，爸爸就跟了出来，他站在门口，问我：“你啥时候……回来？”
　　明明我才刚要走，他却已经开始“等”我下一次回来。
　　我的心，被这句轻飘飘的话，砸得生疼。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能含混地答：“……快了，下周就回来了。”
　　爸妈会一直送我走出巷道。我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子。每一次，每一次都是这样。
　　我从后视镜里看过去，妈妈和爸爸，就站在那个巷道口。两个瘦小的、佝偻的影子，像两棵老树，立在那里。
　　他们不招手，也不说话，就只是看着。
　　我的车开出很远，拐弯，再看一眼后视镜，他们还在那里。直到我的车汇入车流，彻底消失，他们才肯转身。
　　拎着那几盒“铁打的焖面”，热气早已散尽，可我的眼眶，却被那两个越来越小的身影，烫得发热。
　　我知道，只要那两个身影还在巷口，我就永远是那个他们用尽全力去等待、去守护的“二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