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那口井，早已隐没在岁月的荒草里，连模样都变得模糊。直到某个深夜，它淌着清凌凌的水，悄然漫进我的梦。恍惚间，井台边的笑声、扁担的吱呀声，还有母亲提桶的身影，都跟着鲜活起来，拽着我往记忆深处走走。
　　从我记事起，村西就立着这口井，离我家不过十来步的距离。我家的大门是倒开的，推开木门，抬脚便能望见那方熟悉的井台。井有十多米深，水面离井台总隔着五六米的距离，井壁由方正的石块层层砌就，井口则箍着一圈圆木，约摸一米见方。井台特意高出地面一截，生怕脏水或杂物滚进井里，污了这一汪清澈。
　　记忆里的老井，一年四季都涌着充沛的水，清凌凌的，不见一丝杂质。不管村里人一天要打上多少水，井里的水位总保持着不高不低的分寸，像一位守着承诺的老友，从未让人失望。这口井，是村西人家的命脉，做饭洗菜、洗衣浣纱，就连家里的鸡鸭猪羊饮水，都离不开它的滋养。
　　挑水是实打实的力气活，向来是村里男人们的专职。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水井旁就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男人们聚在一起，也能唠出满筐的家常。家长里短、奇闻轶事，伴着水桶碰撞井沿的脆响，在清晨的风里飘得老远。那些洒落在井台边的闲话，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却浸着最浓的人间烟火。
　　男人们肩挑空水桶，三三两两地涌向井沿，把水桶系上麻绳，往井里一放，手腕轻轻一抖，只听“咕咚”一声，清冽的井水便灌满了桶。打水人弓下身子，双手交错着拽住绳索，腰腹使劲，随着身子慢慢挺直，满满一桶水便被稳稳地提上井台。两个水桶都装满后，他们把扁担往肩上一搭，一只手轻扶着扁担保持平衡，脚步迈得稳稳当当。扁担随着步伐上下晃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一首悠扬的乡间小调。挑着水的汉子们，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儿，水桶里的水轻轻晃荡，溅起细碎的水花。
　　这时，太阳从东边的山头探出头来，夜的凉意渐渐散去。鸡鸣声、狗吠声、鸟儿的啁啾声，混着扁担的吱呀声，织成了一幅最温馨的田园画卷。当然，挑水的时间也没有定数，全看各家的闲暇，忙时午后，闲时傍晚，井台边总少不了来来往往的身影。
　　在盖起新房之前，我们全家六口挤在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里，隔壁两间小屋住着爷爷奶奶。听大人说，那房子不是奶奶的私产，是爷爷和同族一位叔公共有的。就在那样简陋的屋子里，母亲把最细腻的爱，融进了一瓢一瓢的井水里。
　　父亲常年在外上班，难得回家，挑水的担子便落在了母亲肩上。可母亲从没挑过扁担，她总是提着一个小水桶，一趟一趟地往井边跑，一桶一桶地把大水缸灌满。十来步的路，母亲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她常说，“水要吃现成的才好”，做饭时，随手从缸里舀上一瓢，煮出来的饭，似乎都带着井水独有的清甜。
　　那年头的夏天，热得人浑身发懒，母亲却总有本事变出清爽的吃食。中午时分，她最常做的就是滴溜儿。刚出锅的滴溜儿烫手，母亲便提着小桶去井边打水。井里的水透着沁骨的凉，把滚烫的滴溜儿往凉水里一浸，不消片刻，就变得爽滑筋道。母亲做的滴溜儿是一绝，远看像条条黄鱼浸在清水中，近看则灿如黄金、细如凝脂。盛上一碗，浇上蒜泥、香醋，再淋上一勺香油，酸香爽口，勾得人馋虫直冒。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灶台边，捧着碗狼吞虎咽，总能吃得肚皮圆滚滚的，连嘴角沾着的汤汁都舍不得擦。如今，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那口井早就不在了，我再也尝不到母亲亲手做的滴溜儿，只能在梦里，循着那熟悉的味道，再看一眼母亲笑着递碗的模样。
　　母亲白天要去田里劳作，忙得脚不沾地，只有晚上才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可那点时间，也全用在了给孩子们洗衣服上。大铁盆里的水渐渐变浑，大瓮里的水也见了底，母亲便又提着小桶，摸黑去井边打水。她的胆子其实很小，天一黑就不敢独自出门，可一想到孩子们第二天要穿干净的衣裳，她总能鼓起勇气。
　　时光流转，老井或许早已干涸，或许早已被填平，可它始终在我心里，盛着一汪永不枯竭的清泉。那清泉里，藏着童年的夏，藏着烟火的暖，更藏着母亲再也回不来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