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县老城，经大刀阔斧地改造后，焕发新生，亮眼夺目。但那些铭刻着岁月痕迹、承载着浓浓乡愁的旧址，却悄然消逝，不免令人怅然。一份怀旧之情，时常萦绕心间。
　　在此，我仅将与自身成长紧密相关的三处“文化园地”——东街学校（东街教堂）、牛市街完小（牛市街水家大院）、朔县民教馆（旧国公庙，后改称文化馆），诉诸文字以作追忆。
　　为何独独念这三处？
　　其一，它们皆是朔县老城兼具历史价值与地标意义的老建筑，沉淀着塞外小城的沧桑；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被文化教育单位占用，为老朔县的文化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更主要的是，我曾在其中两所学校就读，亦常流连于民教馆，那里藏着我童年的欢笑、少年的憧憬，留下了一步步成长的足迹，承载着格外深切的记忆与情感。
　　东街学校
　　于1950年成立的朔县南街完小的分校，位于东街，人们习惯称它“东街学校”。学校坐落于朔县东大街路北，介于砖窑巷与马神庙巷之间，左邻崇福寺，右接文德门，地理位置十分显眼。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每当我背着书包上学，蹦蹦跳跳地走出砖窑巷，一眼就能望见那排高大而熟悉的建筑——东街学校。它像一位沉稳慈祥的老者，日日迎候着求学的孩童。
　　学校门面，是一溜临街而建的二层砖木楼房，坐北朝南，在两侧低矮平房铺面的衬托下，更显高大挺拔。屋顶中间起脊，双坡出水，青灰筒瓦覆盖，上下楼层出檐颇深，窗前设有圆椽制成的竖条防护栅栏，粗犷结实，尽显塞外小城特有的豪放拙朴的建筑风骨。
　　校门居于楼房正中，门楼由两根粗实木柱擎起，檐角微翘，古朴大方。露明木柱上悬挂着一块长方牌匾，上书“察哈尔省朔县南街完全小学校分校”——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后，行政区划虽经调整，这块牌匾却一直沿用到1953年。
　　门前是一块高出街面约一米的长方形平台，宽八九米、长三四十米，成为我们小学生放学后的乐园。踢毛毽、弹玻璃球、打缸、堆钱、拍洋片、吹杏核，各类游戏在此轮番上演，孩子们沉浸其中，欢呼雀跃，好不快乐！
　　院落为两进格局，穿过门洞进入前院，迎面便是面阔五间的大正房，青砖黛瓦，玻璃窗面，屋内宽敞明亮，是大教室。我三年级升四年级的会考便在此举行，考题由老师当场用粉笔书写在水泥黑板上，老师再三嘱咐：“同学们注意，不必抄题，一定要写对题号！”这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1950年正值全国扫盲运动高潮，白天学生在大教室上课，夜晚这里便开办扫盲民校，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热火朝天；煤油灯的光晕映在窗上，照亮一张张渴望知识的脸庞，书声琅琅，气氛热烈。
　　大正房东侧有几间耳房，开有后门可通往后院；西侧留有空地，亦是后院出入口。沿西墙建有一排瓦房，曾是我们二三年级的教室。教室里的木制桌凳粗糙简陋，桌面坑洼不平、划痕累累。冬天当地生着一个铸铁大火炉，白铁烟筒通向屋外，炉火烘烘，暖意满满。
　　后院正北是一栋砖木结构二层楼，青瓦铺顶，一排木柱撑起上下楼层的廊檐，形成宽阔雅致的走廊；门窗及楼上栏杆皆为木制，做工精致，古色古香。我们课间常趴在光滑的栏杆上，俯瞰院中追逐嬉戏的同学，欢声笑语洒满庭院。
　　这处院落的始建年代与最初主人，已无从考证。从建筑特点来看，其主体为中式风格，既不同于米西马庄的西欧哥特式教堂，也有别于北街天主堂的西式风格。我推测，原为某富户宅院，后转予教会。
　　我唯一确切知晓的是，1937年日寇在朔县屠城时，这里已为教堂。9月28日，当日本鬼子杀向东街教堂时，瑞典籍洋教士，高举圣经与国际法，怒斥日寇暴行，在国际法的名义下，迫使日军有所收敛，庇护了堂内的数百名妇女儿童以及其他逃难百姓。这段往事，更为其添加了厚重的历史印记。
　　1952年，东街学校仅有初小三个年级，北楼设有高小班级。记得，当时读五六年级的学生中，有黄海鲜、高海等人。这些大同学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走在路上总是一副沉稳老练的样子，令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羡慕不已。
　　学校校长是朔县水泉梁村的史有功，瘦高个儿，常穿一件蓝色干部服，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口朔县西山话。每次他在校门口巡视，同学们都会下意识地挺直腰板行礼。
　　分校行政归南完小管辖，我们常参加南完小组织的各类活动。
　　一次，南完小举办小学生时事知识比赛，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口试。主持老师提出好多问题，诸如“新中国成立于哪一年？”“国旗是什么旗？”我都脱口而出，基本答对。有个较难的问题我竟也答得上来：“在朝鲜战场上，敌人最怕什么？”我答道：“一怕手榴弹，二怕拼刺刀，三怕打夜战。”——这得益于我常听广播、阅读少儿读物，当时还订阅了《儿童时代》杂志，积累了不少知识。唯有“朝鲜在我国哪个方向？”这一问题，我凭模糊印象答曰“北面”，不够准确。即便如此，我仍脱颖而出，上台领了奖，奖品是一支铅笔、一个练习本和一块带着薄荷香的橡皮。这份意外收获，让我“光荣”了好些日子，成为童年里一段鲜活的趣事。
　　我们低年级开设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图画、手工、唱歌、体育，还有毛笔书法练习课。每天早晨有45分钟的“写仿时间”，描红模、写中楷，墨汁的清香弥漫在教室里。升入四年级后，便开始用小楷写作文，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写歪。
　　体育课要到马神庙巷后的“炭市场”空地上进行，那里遍地碎石子和煤渣，虽硌脚，我们却跑跳不减兴致。老师教我们练队列、做操、跳绳……还组织“丢手绢”等游戏。我跳绳总跳不好，最多只能跳十几个，看着同学们在绳子间灵活穿梭，心里既羡慕又着急。
　　抗美援朝期间，在殷儒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二三年级的小学生排着队走上街头宣传，形式是说快板。老师让我们把快板词“打竹板走上前，我向大家来宣传，飞机大炮要捐献，爱国公约要实现……”写在纸条上，反复诵读，直至背熟。同时，每个同学都准备了一副竹板，加紧练习。每当下课后，“哒哒哒，哒哒哒……”的竹板声，响彻教室内外，我放学回家也不忘练习。一切就绪后，我们在老师带 领下，排 着队行进在大街小巷，唱着《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歌声洪亮，激情四射，吸引、感动着街上的群众。每当走到十字路口等人多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打起快板，展开宣传。那份年少的爱国热忱至今难忘。
　　东街学校，是我的启蒙之地，给我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