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问我，什么最能代表平鲁人的性子？我想，那一定非那融在骨血里、又在正月天狂舞在街巷中的踢鼓秧歌莫属。这座位于内外长城之间的塞上小城，平日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任凭西北风刮过千沟万壑的黄土梁峁。但只要正月十五的月亮刚一爬上树梢，整个平鲁便活了，而且活得那么粗犷、那么刚劲、那么稳健，又那么风趣。
　　说起这踢鼓秧歌的前世今生，那是一段刻在历史烽烟里的英雄帖。它可不是寻常的歌舞，它的根，扎在《大宋宣和遗事》的墨迹里，扎在水泊梁山好汉的脚板下。据踢鼓老艺人代代相传，当年为解救被官府抓获的弟兄，梁山好汉乔装成江湖艺人混入城中，鼓为号，舞为器，终得劫狱成功。后人为纪念这场忠义之举，每逢元宵，便扮作杨雄、宋江、石秀、武松等角色，在土摊上踢腿击掌，载歌载舞。亦有民俗学者考据，这与董平、呼延灼等将领流落雁北，借秧歌教习武艺、暗藏兵韬的传说有关。所以，你瞧那“踢鼓”的汉子，无论是“鹞子翻身”还是“骑马蹲裆”，每一式都带着大洪拳的力道，那是把武术的魂揉进了舞蹈的魄里。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言：“民间文化是我们母亲的文化。”在平鲁，这母亲的文化是带着铁锈味的，是脚踏黄土地、头顶边关月，从宋元的烽火中一路走来的活化石。
　　这舞，也是有规矩的。男角称“踢鼓”，女角叫“拉花”。踢鼓者，步伐刚健奔放，大开大合，踢腿时鼓点如急雨，落地时震得尘土飞扬，威风凛凛好似门神下凡；拉花者，一手持扇，一手舞绢，步幅小而颤动，袅娜柔软，围着踢鼓的汉子旋转，时而含羞躲闪，时而风趣逗趣，一刚一柔，宛如那长城内外的春风与朔风在对话。那阵式更是讲究，小场子精巧如“丹凤朝阳”，大场子恢弘摆出“一字长蛇阵”或“天地牌位”，少则十六人，多则上百人，穿梭交叉却丝毫不乱。这哪里是跳舞，分明是在这土摊上，用脚步在绘制一幅流动的古代战阵图。
　　到了2026年的元宵节，这流传了八百年的风情，更是在平鲁的街头绽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华彩。今年的正月，我特意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去看那“踢鼓秧歌接喜轿”的盛景。锣鼓开道，唢呐齐鸣，那曲牌是熟悉的《将军令》，浩瀚奔放，震得人心尖儿发颤。只见两队踢鼓秧歌演员身着彩衣，面绘门神般的彩绘，从熙攘的人群中鱼贯而出。领头的“踢鼓”一个飞脚，稳稳落地，那股子刚劲，仿佛把塞上的寒风都撕开了一道口子；身后的“拉花”紧随其后，手中的彩扇开合如蝴蝶振翅，脚步踩着“三点水”，流云般穿插在刚猛的队伍中，引得满街喝彩。
　　更绝的是，今年他们将这古老的技艺与民俗婚礼完美交融。铿锵的鼓点中，竟然迎出了一顶由骡驮轿承载的古朴喜轿。轿顶红缨点点，轿身雕龙画凤，由披红挂彩的骡子稳稳驮着，缓缓行过现代的柏油马路。那一刻，古典的浪漫与现实的喜庆撞了个满怀，观众们举着手机，追着轿队跑，那一张张笑脸上，洋溢的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看着这满街的红火，我不禁想起这舞步所走过的漫漫长路。想当年，它是腊月里“秧歌房”中的刻苦排练，是正月初三开始挨家挨户的“拜年”送福，是村民们口中那句吉利的“秧歌进院锣鼓响，歪风邪气一扫光”。它曾随着平鲁的汉子们，在1992年踏上了去延安的路，在全国秧歌大赛中捧回“优秀表演奖”，那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的荣光。这些年，它更是作为山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度受邀进京，在北京龙潭庙会上技压群芳，连续摘得全国优秀民间花会的金奖，也让那京华的繁盛之地，见识了塞北的雄风。
　　入夜，九曲黄河灯阵中的数千盏灯火被依次点亮，宛如天上的银河落在了黄土坡上。踢鼓秧歌的队伍高举彩灯，引领着如长龙般的乡民，在曲折回环的灯阵中游走，去烤一烤那象征着祛病延年的旺火。秧歌队员们的影子被灯光拉得老长，他们在阵中载歌载舞，锣鼓声与人们的欢笑声汇成一片。那句古老的谚语又在耳边响起：“转灯场十年旺，烤旺火全家福。”这是质朴的祈福，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平鲁的踢鼓秧歌，你舞动的是边塞的魂魄，敲打的是岁月的筋骨。你让每一个看过你的人，都忍不住随着那鼓点心跳加速，都忍不住为这份生生长流的生命力而动容。在这元宵的明月下，我深深地为你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