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小长假之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筹备过“六一”儿童节了，有的学校干脆把整个五月定为校园文化艺术节，各种展演展示，尽显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孩子们不仅才艺多，才艺也精，各种兴趣班上着，都有两下子。
　　我们小时候也过“六一”儿童节，就拿我们村小来说，全校四个年级也就五六十个学生，我们排练大合唱、小合唱，好像没有排过二重唱或者独唱。我们的节目都是浑水摸鱼式的那种，因为一把筷子里拔不出一根旗杆，只能一把筷子牢牢抱成团。我们唱过的歌有《歌唱祖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后来某一年，老师给我们学回来几首大学校流行过了的歌曲：“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我的校园”“小鸟在前面带路”“晨风吹，阳光照，花儿对我笑”……再就是队列队形广播体操比赛，二路变四路，四路变二路，立正稍息，左右前后转。那时候全乡管教育的机构叫“联区”，联区下设几个“片儿”，联区校长简称“联长”，片儿上那个校长由本片儿最大学校的校长担任，就是“片儿长”。“六一”节那天，我们这些小学校一般要到“片儿长”所在的那个大学校参赛。我们这种小村的小学校根本拿不了名次，所以，我们的口号永远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用我们老师的话说：娃们红火了就行了！
　　节目虽然单调乏味，但服装是尽量要统一的。这是起码的讲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还不富裕，置办一套“六一”节的穿戴，大人提前就开始攒鸡蛋，进城卖了鸡蛋，在市场上买那种外地商贩地摊上的便宜布，然后裁剪了，赶在“六一”节前做出来。我们老师很人性化，每年都要求白衬衣、蓝裤子，为的是大孩儿穿完二孩儿穿，或者自家实在置办不起向隔壁邻舍借着穿，以达到统一的效果。实际上，白和白，蓝和蓝，也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只不过是我们老师把统一的标准放宽了。为这个不大统一的统一已经让大人娃娃很惆怅很为难了，至于衣服的长短、鞋子的大小，就不能再作要求了。
　　有一年，我们老师大概是听了上面的什么话，突然改变了风格，下定决心在大合唱之外，给我们排了一段舞蹈，来展示一下我们村娃娃们的风采和老师的能力。选“演员”的标准是女生谁有新凉鞋谁上。很不幸，我因为那双大概是全村最好看的粉红凉鞋被老师选中，位列六个小演员之一。我们哪里跳过什么舞啊，平常耍的最文明最艺术最接近舞蹈的游戏，就是几个人手拉手把一个人圈在里头，然后里头的人和外圈的人反方向转，边转边唱“刮大风，下大雨，里头有个白毛女”，直转到晕得天旋地转一个个东倒西歪。
　　老师那次真是下了决心，骑着自行车去拜师学艺，用自己现学的几个动作排练我们，我们自然跳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统，招得我们村那几个二不楞趴在学校铁栅栏边哈哈大笑。因为舞蹈不出彩，我们老师灵感突发，决定用红头纱补救。那时候村里流行头纱，女人们几乎都有一两块头纱，年轻的艳一些，年长的素一些。老师挨门逐户借头纱，好不容易借回来六块颜色接近的红头纱，折出六朵碗口大的重瓣大红花，给我们箍在发卡上。
　　我本来不想跳这个舞，更不喜欢花里胡哨的打扮，排练已经叫我苦不堪言，这一朵大红花终于把我压垮了，我当下哭着死活不戴这朵花，不跳这个舞了。也不知道是勾起了哪辈子的伤心事，那个“六一”前的下午我居然哭得没完没了。老师见我哭得气凝声噎气，一边给我擦泪一边哄我说：“俺娃不哭了，咱不想戴就别戴了，咱不想跳就别跳了……”那个舞蹈如期参赛了，除我之外的五朵大红花跳得很卖力。可惜大红花创意并没能给这段没有伴奏的“哑舞”添什么彩，自然没能拿到一张象征荣誉的纸片片奖状。我们老师眼巴巴看人家上台领奖状，嘴上还是那句话：俺娃们红火了就行。
　　我们也确实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没有因为那个纸片片扫兴，和往年一样红火，一样开心。我们的开心很简单，就因为去了一个比我们村更大的村子，听了我们没听过的新歌。
　　秋季开学，我们老师被联区辞退了，离开了自己的代课教师岗位。我也转学到了城里，在城里窗明几净的大教室里，我常常想念我们那个破破烂烂的学校，想念我们丑小鸭一样羞涩忸怩的小伙伴，想念一直喊我们小名儿的老师。
　　如今一场“六一”才艺秀能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我不太关注。我最希望，孩子们是快乐的。我想喊一句口号送给还在紧张排练的老师和孩子们：六一六一，快乐第一！